青铜器时代(第2/2页)
在殷末周初时代是中国奴隶制生产最盛的时候。那时候有所谓百工，也就是把手工制造划为若干部门，驱使无数的工人奴隶以从事生产，而有工官管理之。这些工官和工奴不用说都是官家蓄养的，就到了春秋齐桓、晋文时代，这制度都还没有十分变革。《国语》告诉我们，齐桓公时，管仲的政策之一是“处工就官府”；晋文公时，晋国还是“工贾食官”。就在鲁成公二年的时候，我们在《左传》上还可以看到，鲁国的木工、绣工、织工、缝工都还是没有人身自由的奴隶。当年楚国侵鲁，鲁国“赂之以执斲，执鍼，织纴皆百人”以求和，这分明表示着人工直同牛马鸡豚。但这样的情形，自春秋中叶以后便逐渐地改革了，工贾逐渐成为了行帮的组织，脱离了官府的豢养而独立。这便成为后来一直到今天为止的生产方式。
明白了这部社会生产进展的过程，便可以了解，青铜器上无论形式、花纹、文体、字体等所显示出的波动。
殷末周初是奴隶生产鼎盛的时期，故青铜器的制造，来得特别庄严典重。但奴隶制自恭、懿以后便渐渐发生了毛病，一些管理工奴的工官偷工减料以敷衍上方，而把工奴的剩余劳动榨取了来，作低级物品的生产，以换取当时新起的地主阶层（本来的农官）的米谷，于是二者之间便大做其生意。所谓“如贾三倍，君子是识”，所说的便是这回事。献给上层的器皿，既是奉行故事、偷工减料的东西，故在这种器皿上所表示着的便是堕落的痕迹。这便是第二期的颓废之所以然的实际。
工官榨取工奴的剩余劳动以事生产，农官榨取耕奴的剩余劳动以事垦辟，在社会史上是平行发展的现象。工官农官逐渐富庶了，成为工头与地主，无须乎再做低级的官，也就尽足以成为“素封之家”了。逐渐更加富庶上去，竟闹到“贵敌王侯，富埒天子”的地步。春秋中叶以后，高级的生产不再操纵在官府的手里，而是操纵在富商大贾的手里了。王侯的用品一样是商品，商品便有竞争，不能再是偷工减料的制作所能争取买主的，故在青铜器上来了一个第三的中兴期，一切都精巧玲珑，标新立异。这正是春秋末年和战国时代的情形。那时候的商业是很繁盛的，中国的真正货币的出现，以至其花样之多，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货币多即表示商务盛，花样多即表示货币之兴未久。当时的货币形式有出人想象之外的。周、秦的寰法，圆廓方孔，为后人所沿用，这自然不足稀奇。但除此之外有三晋的耕具形，所谓方足布、尖足布之类。有燕、齐的刀形，即所谓刀币。有楚国的豆腐乾形，一小方铭为“一两”，四两见方即十六小方为一斤。钱也是青铜器的一种，钱的大量和多样的出现，也可以说是青铜器第三期的特征。
但自战国末年以后，青铜器时代整个递禅了，所有各项技巧已经转移到别的工艺品上去了。自然，这儿也有些例外。例如以铜为鉴，是战国末年才行开的。原初的鉴就是“监”，只是水盆。象一个人俯临水盆睁着眼睛（臣字即眼之象形文，即古睁字）看水。在春秋末年有青铜的水监出现，传世“吴王夫差之御监”便是盛水鉴容的镜子。后来不用水而直接用铜，在我看来，就是水监的平面化。大凡铜镜，在背面不必要的地方却施以全面的花纹，这是因为盛水之监的花纹本是表露在外面的，平面化了便转而为背面。积习难除，故于背面亦全施花纹。假使限于铜鉴来说，那是只有第四期才有，而且花纹是十分精巧的。不过这是例外，青铜已经不再是一切器用的主角了。
关于青铜器时代的研究，我所得到的成绩，大体就是这样。这在我认为是相当重要的一件事。因为要把这许许多多的古器的年代定妥了，然后那器物本身和它的铭文才能作为我们研究古史的有科学性的资料。时代不分，一团浑沌，除作为古董玩器之外，是没有方法利用的。当然，中国的考古学上的地下发掘甚少，我所得到的一些断案，有的也还需要将来更多的资料来证明。但我相信，我所得到的成绩，有的也很可以作为日后发掘的参考。文献学的研究，应该也要借鉴于这儿，不在第一步上把时代性弄清楚，那是不能开步走的。
一九四五年二月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