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辑(第11/21页)
回苏北的第一站，已经收益非浅了。由此又兴高采烈地又走向淮阴、淮安。
情寄洛阳
前年去河南开会，张一弓老弟问我可有什么个人要求，我说会后想去看看洛阳。他问我可是要找熟人，我说没有熟人。我只想再看看那个城市。作协的朋友满足了我的心愿，我感激不尽。
其实，我活了60多年，在洛阳总共呆了不到10天，人生好像乘火车旅行，长长的铁路，能留下印象的只有不多几个车站。其中一站就是洛阳。
1948年2月，我在华东野战军当文工团员。洛阳战役开始从偃师出发越铁路，渡黄河，进驻洛阳北面的黄河对岸，第一次看到窑洞。第二天又回头南下，直奔洛阳，枪炮声不绝于耳。九龙台硝烟弥漫，火光冲天。洛阳东关一片凄凉景象。洛阳守敌青年军206师为了便于观察，扫清射界，早在我们到来之前就强迫东关居民疏散，东门外一带的房子全部被拆散推倒。瓦砾堆中，泥水洼里乱丢着桌椅箱柜，锅碗瓢盆和老百姓没带走的衣服被褥。路北有一家颜料店，箱箱罐罐被打碎，颜料顺着雨水流出门外，染得大街上泥水五颜六色。在这断墙残垣之间，惟有一块石碑挺立没倒。上书“孔子问礼处”。在提醒人们，这块地方自古就是个礼仪之乡！
我们沿着突击队进攻路线进城。先头部队在东门外的桥上放了块门板，上写“当心地雷”，并把已查出的地雷用白粉圈了起来。我们从密麻麻的白圈缝中跳跃前进。连日阴雨，护城河岸陡水深，河边地堡、铁丝网密密麻麻。河水里，铁丝网和地堡之间散乱着敌军尸体。
从东门北侧的突破口进入城内。敌军把城门洞用沙袋堵得严不透风，两侧地堡暗道严密坚固，炮弹打中只留下个脸盆大的瘢痕。攻城部队以一个营的兵力组织爆破，战士们顶着枪林弹雨，前仆后继，一个接一个连续送上几十包炸药，才在城门边炸开这个小缺口，宽不过三尺，只能容一人通过。突击队就通过这个小口冲进了洛阳城，把城内守敌逼到西习匕角师范学校。这是原华东三纵的一支部队，后来就被命名为“洛阳营”。营长张明是著名战斗英雄。
洛阳城内墙倒屋塌，满街横躺竖卧着敌人尸体。在十字路口东北角坐着个解除了武装、呆若木鸡的青年军士兵。对我们走过视若不见。问他话也毫无反应。两眼直瞪瞪地瞧着远方，脸上没任何表情。他脚下放着一个水碗，我就把水壶打开给他倒了半碗水，又有人丢下半个馒头。他看也不看。
街临的许多房子，都大门洞开，屋中零乱地放着衣物，只是没有了主人。靠近基督教堂左侧有个院很整洁。屋中扔着打开的皮箱，箱中有军装、皮衣和成套的银餐具，桌上还放着一块金怀表，表针仍在走着……
我们在洛阳停留了有一周左右。这些屋子始终大门敞着，数不清有多少军人来参观过。但衣服仍在打开的皮箱中放着，表仍摆在桌上，只是表针停了。呆呆的士兵寸步未离原地，那碗水和半个馒头纹丝没动。只是过了两天他躺下，眼仍然睁得很大。
在集中围歼固守洛阳师范的206师时，蒋介石派遣的大批增援部队已经渐向洛阳靠拢。司令部决定消灭了守敌即刻撤离洛阳城区。我们的任务是在撤离之前在洛阳城内外，所有的大街小巷写满标语，宣传我们的政策，对敌人再展开一次攻心战。那些天春雨绵绵，我们从天明到天黑都提着石灰桶和排笔，在地雷和冷枪空隙中，架梯子，登板凳从东门到西门，从城外到城内写了数不清的标语。到我们撤出洛阳时，随便走到哪条街上，抬头一看都是“打到南京去，解放全中国！”“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专制独裁，建立民主自由独立富强的新中国！”等标语。
一周后，3月初的一天我们撤离洛阳。几天来一直下雨，那天忽然变作了鹅毛大雪。经过十字路口时我看到那个士兵仍躺在原处，脸上已积了一层雪。碗和半个馒头也被雪掩住了。
在洛阳我没挂彩，撤出洛阳却受了伤。原因是在临撤退我们每人发一双缴获来的青年军的长筒胶底军靴。又漂亮又结实还防水。背着它太沉，我把自己布底鞋扔了换上它穿着上了路，哪晓得这东西适合美国兵坐汽车穿，不适合我们穿着它长行军打运动战。走出洛阳刚到龙门脚就打了泡，等第二天到达伊川，想脱已脱不下来，咬牙脱下时，两脚已被磨得血肉模糊。
不久在军队的报纸上看到英雄营长张明写了篇文章，题目是“桌上的表”。写的是洛阳城内一家人走空后，桌上放着只表，到我军撤离那表还放在桌上。我不知他说的是否就是我见到的那一块。洛阳城内这类现象很多。
我打过许多仗，景象最残酷、纪律最严明的是洛阳这一战。事隔40余年后我仍想再去看看，但看到的已是一个新洛阳。惟一没有变化的还是那块“孔子问礼处”的石碑。
参加过洛阳战役，后来成了作家的人很有几个，茹志鹃、白桦、叶楠、徐怀中……我希望有一天这些人能在洛阳有次聚会，重温一下年轻时的战斗历程。
忆河南
按“四舍五入”，过了年我就叫70来岁的人。我想活得稍松快点，不再应一切约稿。正这时朋友约我为郑州晚报写点什么。1949年前，我随叶飞将军从鲁南转移到了河南。打许昌，打杞县，进洛阳，进开封，在这中原大地足呆了有一年多，与河南人民同甘苦共患难，积下了一份不浅的感情。这个稿看样不写不行。
正经八板的写作有困难，就扯几句闲篇，与读者叙旧。
一谈到风沙人们总爱联想内蒙古草原，新疆戈壁。我却联想到河南黄泛区。1948年春天我们从扶沟去西华，是夜间行军。出发前起了风。刮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人走在路上如同陷入了沙窝，其沙细如精粉，无孔不入。不仅睁不开眼，连鼻子带嘴都蒙上布才能呼吸，只好在头上包上件军装，留条细缝看着前边人的后背，紧跟着它前进。顶风时迈一步都要使九牛二虎之劲，顺风时看见前边的人停下来，想刹脚又刹不住，先撞人后背，自己后背再被人撞上。漫天黄沙既看不清左右上下，又辨不出东西南北，命运全托付给了带路的向导。这向导沉默不语，只是弯着身子带路。走几里地停下来辨认一下，随后往左一拐或是往右一拐，又接着往下走。这样不断改变路线走了一夜。天亮后看到前边有个村子，越看越眼熟，好像曾经什么时候住过。走近了一看，原来就是昨天晚上出发的地点。这时向导才哭叽叽地说求饶：“大军同志，说实话吧。昨天出村不远我就转向了，想找到正路，始终没找出来。怕你们生气我没敢说！”
我们就只好进村中休息。村中房子有两类。少数是房顶与地面一样高，甚至陷在地面之下。先下台阶再进屋门。这是黄水淹过，从泥沙中挖出来的旧房；多数是草顶，木杆，芦苇糊泥的棚屋。这是新搭起来的住屋。房屋陷在地下之处，其田地系被泥沙淤积，尚可耕种；搭棚屋者是熟土被黄水冲走，露出来的只有沙礓，其硬如石，种地时连犁铧都要碰断。不管那种房屋，都是家徒四壁，有的全家人连一床被子都没有。山东农村，再穷的地方也还能烧个热炕，不烧炕总还能找点草搭地铺。可这里连铺草都没有。因为沙礓上寸草不生。老乡们拿到救济粮舍不得，要把它卖了换成红薯叶，这样可以多吃几顿。农民们穿得更是奇特，不少人穿西装，纯粹是进口货。不过既长大又破旧，腰上扎根绳子代替纽扣。原来都是联合国救济总署发的救济品。西方人捐赠的救济品也有新东西、好东西。但都叫国民党政府官员自己留下了。发到老百姓手中的就剩下了这些破烂衣。我们祖宗的发祥地，一度就成了这样赤贫，刮起沙漠戈壁般的暴风。
与此形成明显对照的是河南淳朴敦厚的民风，河南人是有文化传统的。人穷而不失礼。在村头碰见个拾粪的，那怕他两天都没揭锅，也要客气地说声：“到家里喝汤？”
过去中国人穷，把吃饱肚子看做压倒一切的大事，所以人们见面，最讲礼貌的问候就是：“吃了没有？”惟独河南人却问：“喝汤没有？”或许这是风习上、语言上的差别。但当时我觉得这是河南生活更为穷苦的反映。没有足够的粮食做干粮，只能吃流食。也许我理解错了，但错得有理。
我已近半个世纪没到河南黄泛区。不管我们在经济建设上有过多少失误，却相信它绝不再是当年我见到的景象。如果今天河南人们见面还问：“喝汤？”可能其汤的原料已作彻底改变。老年人喝汤为了保健，女士们喝汤为了减肥，这决不会再作那样的误解。
从陈家白庄走出的文艺家
最近山东临沂罗庄政协的乡亲来信，说他们要编本村的“文史资料”，问我能不能写点东西。我放下手中正写的稿子，回忆起陈家白庄来。陈家白庄是罗庄属下一部分。这个村不大，但从这里走出去的作家艺术家却有一大串：音乐家、戏剧家、诗人、作家、书法家、画家、电影明星……应有尽有！
因为这里曾是“新四军、山东军区文工团”(简称军文工团)的驻地。
1945年日本投降后，陈毅同志率新四军部队北上，与山东军区司令合并，他身兼代军长和军区司令，军部和军区司令部就设在临沂。这时正是抗战胜利后短暂的充满和平气氛时期，毛**与蒋介石在重庆进行和平谈判。马歇尔、周恩来、张治中三人负责维和的“军调执行小组”经常派人来临沂搞联络，联合国善后救济小组在临沂设办事处分配救济物资。地方上忙于减租减息发展生产，部队动员精简复原，准备整编。文工团宣传教育，接待交流工作忙得热火朝天，演出的地点主要在城里，军部分配的驻地就在临沂城中心。转过年来进入1946年，蒋介石调兵遣将就绪，丢开政协决议要召开伪“国大”，局势骤然紧张起来，城里驻军已不适宜，开始向乡下疏散，新四军领导机关驻到城南罗庄一带。我们移到属罗庄乡的陈家白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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