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军旅

第二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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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辑(第19/35页)

司马攻的小小说也写得极好。中国评论家江增培的曾说,他读了司马攻的小小说后“眼睛一亮,精神一振……其中一些篇章,可以毫无愧色地列于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第一流作品之林”!

司马攻原名马君楚,原籍潮州,祖上过番到东南亚经商,成为那一代有名的商业世家,他在家乡上完中学,17岁踏着先人足迹来到曼谷,从此定居、人籍于此,边经商边为文。70年代就曾活跃于泰华文坛。泰国和中国的制度有别。在中国写文章有人管饭,在泰国写文章要往里搭钱。写了几年,名气虽有了,肚子也告急了。于是他当机立断,悬崖勒马,投笔从商,钻到钱眼里一口气拼了10多年,终于坐稳了老板交椅,没有后顾之忧了,又回过头再爬格子。这次“经济基础”不同了,搞“上层建筑”做派也不同,他除了自己写,还热心支持整个的泰华文学事业,为发扬中华文化出钱出力,任劳任怨。他不止一次当选泰华作协领导人,又担任泰国的“马氏宗亲会”会长。有时就把华文文学探源求知和华人宗族寻根祭祖两事结为一体,组织、资助泰国华族团体到故乡来访问交流。可谓既“创业爱国”又“自费爱乡”。这在世界华文文学界有一定的代表性。

华文文学随同华人的足迹,如今遍布五大洲。用汉字写成的文学作品已不是中国文学的同义语。而像英语文学,西班牙语文学一样,跨越了国界,成为国际文学的一派。当然华文文学的母体只能是中国;主流、核心,大本营只能在中国。为此中国文学界也就有了努力研究、介绍世界华文文学成果的义务;有了团结世界华文作家,共同为中华文化的兴旺发达而奋斗的责任。有人说下一世纪将是东方文化在世界大放光芒的世纪,此论言之有据,证据之一就是近年华文文学作家的成就达到了新高度。

为此,我愿有更多人读司马攻!

在国外的天津老熟人

我深情难忘在美国的天津乡亲赵伯溪。

我跟中国作家代表团从游览地(优山美地)出来,路上走错了路。本来预定下午两点到旧金山,结果快半夜11点才到。旧金山华人朋友约好请我们吃晚饭。从下午就一直等我们到半夜。我们十分过意不去,连连道歉。这时一位气色好,精神足,50开外,60左右先生操一口天津话说道:“我这心里一直七上八下,怕出了嘛事,可还不敢明说,看见你们到了比嘛都强。再晚点也认了。”坐下后,他正挨着我。我客气递上张名片说;“听您口音,是天津人吧?”他看了一下名片说:“我不光是天津人,跟你们家离着不远。你在32号路住过对不对?”我说:“您怎么这么清楚?”他说:“我不光看过你的小说,还看过你的小传。”说着给张名片,在一大堆各种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头衔下赫然印着三个大字“赵伯溪!”嘿!没想到多年前听家里人谈过的赵伯溪突然在我眼前了!

关于赵伯溪,我们几家近邻都对他有所耳闻。说这个人挺哏!从小爱听戏,上学时为这个逃学。有一天马连良在中国大戏院唱《借东风》,他背着书包又去听戏。听着听着发现观众不断起哄,再过一会台上的龙套由四个变成两个了。他拉过茶房来问:“这怎么意思?怎么带抽签的?”茶房说:“少爷,看看去吧,外边发大水啦!”他到门口一看回家的路上水已没腰了。不等借东风唱完赶紧回家。可英租界水大,他就顺着干的道走,一气走到老龙头。从那上了火车再没回来。等过些年再听到消息时,此人已成了大人物,先是听说在重庆当上了哪位权威的英文秘书。后来听说去美国发了财成了正儿八经的大老板。

我把听到的传闻告诉他,问他有这么回事没有?他说:“前边一段都是真的,他真是发大水那天从中国大戏院走出天津的。至于以后的事,就没这么简单了……”这以后我们就常来往,他来中国投资,探亲,陪太太唱戏都找我一聚。我到美国他家也就成了我的家。在别处忙公务累了,就躲到他那在旧金山郊外的家里歇几天。虽然如今已过古稀,他那爱听戏的嗜好仍不减。他收藏的京戏录音录像我敢打赌,准比我们戏曲博物馆的全。他太太也是戏迷,专攻程派。为了有机会讨教,那年特意从美国回来,请程剧团的老人陪着在北京唱了几场,花了几万美元后感到无比的光荣和幸福。有一年我去美国,从洛杉矶打电话给他说我在东部时就累垮了,事情办完已买好机票近日回北京,就不去看他了。他听后叫我立刻退票,并声明由他替我定旧金山的票。我说:“那倒不必。”他说:“你要叫我省钱我就叫我儿子开他的飞机去拉你。那你可就苦了。他那飞机我们家都不敢坐!要想玩命你说话。”我依命去了,他和大嫂真像亲兄弟那般照顾我。那时我抽烟,嫂夫人居然开车跑几十公里给我去买烟。并且把居住在西部的几个京剧界的朋友张文娟、李和生找来玩了一天。临走嫂夫人把酒装了够一箱,我说:“这我怎么拿呢?”她说:“咱自己人别说外话,这酒呀,别看你是作家,回家你就喝不到了。有卖的你也买不起,有钱你也舍不得买它!费点劲拿回去喝啵!”后来旧金山地震,我打电话去几天都没人接,真叫我坐卧不宁。但刚一稳定他们就来了信,说他们有惊无险。但夫人身体不如以前了。为此我常常挂念他们。每到春节时通过电话问候一声,多少了却我一点心愿。

在外边碰到天津人,最爱谈的话题自然是天津。谈到当年天津的娘娘宫,出皇会,大家如醉如痴;谈到现在天津的变化,发展,谈到天津的改革开放,大家都由衷的感到欣慰。但什么事都有例外。有次有个朋友跟我说起他回天津的事,却是悲痛带着愤怒。他说多少年没回去,前年回去了,就想看看自己出生的地方。出于一种怀旧和认同的心理,他没惊动接待单位,找亲戚借了身天津人日常穿的便衣,只身遛达到他出生的那条胡同,找到了那个院子。他敲敲门,没人应,推了一下门,门没拴。他便走进去,站在门下喊道:“喂,劳驾,有人吗?”说话间从屋里出来位不算老的老太太,对他横眉竖眼地问道:“干嘛?”他说:“我来打听点事……”我认得你是谁呀你来打听事?出去!”他赶紧解释说:“你别多心,我是……”“走走走!”正在为难,屋里又出来个并不算小的小姑娘。小姑娘问:“你是干嘛的?”他说:“劳驾,我从外地来,打听个以前住这的人。”“打听人上街道办事处,叫你走还不快走厂这朋友连忙称是,心想也许找一下街道委员会,说说来意能允许他拍张照片带回给老人看,就问:“劳驾,街道委员会在哪里?”谁知那母女齐声说:“不知道。快走。”他前脚还没出门后边砰的一声就把门关上了。他擦着眼泪离开胡同再没兴趣找任何委员会。后来接待单位向他提出:“你多少年没回来过,想不想到老家住的地方看一看?”他连说:“不,不。我已记不得我住在什么地方了……”跟我说这话时,他仍转着眼泪。他说:“我不愿意乡亲拿我当外国人才换了衣服去了。没想到老家的人就这么势利。要是我穿一套外国名牌时装去说不定完全是另一种态度,要接待单位通过官方领我去,也许还拿我当贵宾,一句话只有我以外国人身份出现时才能得到重视。我以天津人自居是自作多情!算了,我跟天津绝缘了,再有挣钱的机会我也不去了。要挣钱哪儿都能挣,所以选天津就是有点恋旧之情!现在才知道没什么恋头!”

此事已过了数年,我想天津人现在不会再是这样。我曾想写篇文章反映这件事。可又一想,我到底不算天津人。真这么写没准又招来误解。认为是外地人对天津指手画脚,所以一直埋在心中,今天说出来若有得罪,还望天津朋友多多宽恕。

人生的画卷——《雪娘》序

喜儒君把《雪娘》译稿拿来后,我一鼓作气读完近400页稿纸,心情很不平静。丰田正子善良温厚、顽强坚韧的面影在眼前久久不散,仿佛又置身东京日光大厦的咖啡厅,她一面听我讲少年时在日本的生活情形,一面点头说:“是的,从前的日本就是这样,现在的青年人对此一无所知,有些老人也像是把这一切都忘了,全都浸沉在物欲世界里。所以我要写,要把这一切告诉年轻人,这是我们这代人的责任……”

我们常说中日关系密切,两国人民有悠久的交往史,互相比较理解。这是事实。但有时会忽略另一半事实:在部分中国人心目中的日本人的“典型形象”,过去是凶恶残暴的军人和浪人;今天是身着时装,腰缠万贯,拿着照相机满世界飞的大款。与此相关,就认为过去的日本只有“武士道”,避之惟恐不急;今天的日本遍地是黄金,趋之惟恐不近。

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扶桑三岛上也有丰田正子这样善良忠厚而终生坎坷的日本才女和她笔下挣扎**在社会底层的日本劳动者。不论是在战争时期还是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日本,这样的人都大有人在,而且他们承担着日本经济、文化发展的主要负荷。

丰田正子出身于小手工业者家庭,家庭贫苦,从上小学几乎就过着半工半读的日子。但她发奋图强。好学不倦,很快就展露出奇异的文学天才。15岁时写的作文,被人编辑成册以“作文教室”为题在“中央公论”出版后,顿时成了日本最畅销的读物,很快被改编成戏剧,拍成电影,灌了唱片。丰田正子的名字一时间轰动整个日本。1938年9月3日报道说,“现今日本已经没有人不知道正子的作文了。”川端康成先生写文章说,“丰田正子的‘作文教室’的魅力固然得力于她的性格和境遇,但它同时使我们懂得了文学才能的精彩表现方式……”

丰田正子出名了,但经济状况毫无改善。这位大名鼎鼎的才女仍靠在纽扣工厂做工得来的微薄工资糊口并养家。她根本不知道出版社给过稿费。不知道作品发表后还有德国读者热心为她寄来捐款以助她升学。因为她没想到某些以虎狼之心对待中国人民的日本人抢掠欺骗自己同胞时也毫不手软,没想到编辑出版《作文教室》的大木先生会把她的全部所得吞为已有,连话都没跟她说一句,以至大木先生得了病时她还辞去自己的工作,免费去看护大木先生,以报答他为自己编书的“恩情”!

从此,这位才女就在这个冷酷无情、尔虞我诈的世界上不断受伤害、受欺骗中度过大半生。她名气很大,但生活贫苦;他待人以诚,却被人暗算;她爱情忠贞,却屡遭背叛……惨痛的经历使她认识到资本主义世界的罪恶虚伪,品透人生三味,使她选择了献身社会主义革命道路。

我初次见到这位大姐时,她也已是年过半百的人了。穿一件中国腊染的小褂,不做发型,不施脂粉,走在东京的银座大街,我们都以为她是从中国来的家庭主妇。可是在她温良、慈祥的外表下却跳动着一颗热情坚强的心。有一天巴金先生要作公开演讲,担心翻译成日文后的讲稿不能表达原意。没想到这位大名鼎鼎的作家自告奋勇地把这差事揽了下来。她像个小学生那样拿到讲稿连读带揣摩,整整准备了一夜。第二天看到她红肿的眼睛,我都怀疑她是否还有精力到台上宣读,可是一上台,她换了个人。她不是念而是背,不是背别人的讲稿而是宣扬她自己的心声。台下上千人都被她充满感情的背诵所震慑,先是一片宁静,随着就传来感叹声,当她情不自禁地边读边流泪时,台下就传来晞嘘声和哭泣。讲完后全场起立向巴金先生致敬同时也向丰田正子致谢。电台作了直播。会刚散听众就纷纷打电话来请求把丰田正子的翻译再重播一遍,而丰田正子这时却在向巴金先生鞠躬说:“谢谢您给我替您读译稿的光荣!”

《雪娘》是她呕心沥血写的一部半纪实性的小说。主人公雪娘就以她勤劳、善良、贫苦终生的母亲作原型。用20万字的篇幅,真实地纪录了下层人家的生活史。使我们透过战争的硝烟和繁荣的气泡看到普通日本人的善良心地和生活艰辛。

雪娘是明治年间出生的乡下姑娘。幼年父母双亡,兄妹三人靠年仅15岁的哥哥养活。哥哥背着最小的妹妹出门打工,挑水、做饭等全套家务劳动就落在5岁的雪娘身上。到了入学年龄,哥哥拿不出学费,雪娘只能替染房老板带孩子,背着小孩去上学,人家替她交学费。学校的课椅小,一坐下小孩就哭,小学课程她是背着小孩站在墙边听的。念到13岁,正式进染房做了工人,和哥哥共同承担起养家的责任。

从儿童时期就受到命运磨炼,使雪娘养成勇敢坚韧、乐观爽朗、倔强而善良的性格。她可以为老板一句不公平的指责而绝食,逼得老板亲自道歉,但事后她干起活来比以前还更卖力;她可以在第一次梳上岛田髻的大喜日子,为了跟男孩子们赌水性跳进激流里游水,但赢来的饼干她却毫不小气分给大家吃。

她向命运挑战,到了成家之年,毫不犹豫地闯到东京,嫁给了一个勤劳刻苦、胆小而忠厚的手艺人留吉。丈夫不知疲劳地干活,雪娘掌家省吃俭用,省下钱来埋在后院,梦想有一天攒够钱自己开个洋铁作坊,摆脱贫穷困苦。他们以不屈不挠的精神面对困难,以忍辱求生的态度吞酸咽苦,付出了毕生劳力。但他们不懂得在进入帝国主义、垄断资本主义日本社会中凭个人奋斗是无力回天的。先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萧条,使他们成为一贫如洗的失业者;随后日本军国主义疯狂地发动了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两个儿子死在军队中。而惟一可以帮助他们的大女儿因长期营养不良得了严重的肺结核……在这大吞小、强食弱、步步陷阱、充满危机的严酷现实打击下,他们朴实而美好的梦想还是被打碎了!战后日本虽然渐渐进入了经济发展国家的前列,但勤劳俭朴的雪娘夫妻还要靠典当借债度日。子女们也仍没摆脱穷困的阴影。好容易熬到两个女儿结了婚,儿子也定下婚期,老两口看到一点生活的希望了,丈夫因疲劳过度从高空作业跌下成了废人,资本家推脱责任不给补偿;两个儿子在战争中死亡,政府却迟迟发不下抚恤金。偏这时房价高涨,房东要把房子卖掉,如果他们不买就要被赶出门。百般煎熬,无情打击使这位拼搏一生,从不低头的善良女人倒了下来。失去生活能力的丈夫面对昏迷的妻子无告地说:“雪娘,你怎么能扔下我一个人不管啊!”她在弥留之际又回到了满怀信心和斗志的青春时代,坚定地说:“好大的水呀……划,用力划呀!用力划……”

就是在这样严酷的生活背景下,作者怀着真诚的信念写了大女儿和女婿为社会主义理想奋斗,写了雪娘的子女们在姐姐、姐夫的影响下由自发走上自觉斗争道路的必然发展。这甚至使善良的雪娘出自阶级本性也对革命者产生了朴素而由衷的信赖,对虽然贫穷,但已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新中国充满向往。这里没有标语口号式的宣传,没有空洞的政治说教。作者只是用生活本身展示出日本普通人的理想追求和社会发展必然趋势。小说科学而雄辩地说出一个明显却常常被人忽视了的真理。作为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资本主义对封建主义来说是极大进步,但它有它的痼疾,它仍然要遵守发生、发展、衰落、死亡这个规律。作为经济大国的日本,有它科学发展、经济繁荣的光辉面,但也有其凄凉悲惨、残酷阴暗的一面。

中日两国人民确实有源远流长的友谊史。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更应互相加深了解。我认识许多把终身精力都献给中日友好的朋友,他们的成就称得上可歌可泣。中日两国人民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靠的就是两国这些普通人民之间的共同努力。丰田正子女士就是其中卓越的一位。

我们有共同的理想,共同的喜恶,共同的文学观世界观,我们的友谊超越了国籍的差异,我尊敬地称呼她为大姐。

正子欧内桑!祝你健康长寿,文运长久!

曼谷遇老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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