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辑(第25/35页)
“大内行”的烟壶却有了出息。谢老板到了巴黎，我们一起去塞纳河。在船上，翰祥忽然要请他当特约演员，把那只好而不精的烟壶塞在他手里，叫他一边观看两岸风景一边闻鼻烟。开麦拉就对他拍个不停。银行家办事大概是挺认真的。又是头一次当明星，尽管不断打喷嚏，还是按导演要求把整个鼻子都抹黄了。片拍完后，翰祥说：“你投资拍这片，又上了镜，应该留下这烟壶作纪念，我可以忍痛把它让给你，上边贴价钱，我一个法郎瘟不多收你的！”谢老板很高兴，从此那烟壶就归了他。
“大内行”此后又买了几件东西，都是极真极好的。只有一件东西又和我发生点争论。那是件孔雀蓝小罐，他说是元朝的，我有点怀疑。他举出各种理由证明确是元瓷，我也就不再坚持。过了两天，有位古董行的朋友来访，他叫那位朋友鉴定这是什么朝代的？那朋友不说年代，只说这是波斯瓷器，李大导演虽不服气，离开巴黎时他却把这珍贵的元瓷送给徐教授作纪念了，徐拿回家给兰英看。兰英说：“这么好看的罐子用来放盐太可惜，放别的又不适用，搁在桌上当摆设吧！”不过我认为翰祥眼光不会错，那东西可能还是元朝的，谁敢说元朝时波斯不会烧瓷器呢？何况这罐子是交了几千法郎买来的？后来听说翰祥在澳门开了间古玩店，名叫“古月轩”。我向他祝贺，并问他：“是你自己鉴定货品吗？”他说不是。另外请了专家主持店务，而他一位女儿在大学学的也是有关文物的课程，这当然就十分保险可靠了。虽然如此，我仍认他为“大内行”。
十一
在巴黎拍摄的重点是两个地方，一个是罗浮宫前边的古玩商场，一个是艾菲尔铁塔。罗浮宫前的古玩商场是个几层楼的大市场，布满了一个卖中西古董的小店。三楼上有一家店专卖中国古玩，收有石烟壶。老板先生40多岁，颇有风趣。我们稍一洽商，他立即同意利用他的店供我们拍片，并且现身说法演这个店的经理。剧情是我逛到这儿买古董，碰上李导演和岳华。他们和经理在讨价还价，评论烟壶的好坏，我插上一句话，几个人就认识了。问起我来巴黎的原因，我说来观赏巴黎珍藏在铁塔上的一只烟壶。这烟壶是李鸿章访法时送给法国朋友的。小说里当然没这一段。这是李导演的再创造，纯系杜撰，倒也有趣。那位法国古董商很会演戏，他说他的法国话，我们说我们的中国话，但配合默契、严丝合缝。将来放映时一定会造成个效果，认为我们三个人都会说法语，或是那位老板懂中文。这是有准备的，倒还好说。还有？段是我进入另一个店，老板是法国老太太，事先我们没告诉她摄影师朋斯先生躲在门外。我先要老太太用法文问我话，我拿中文回答她。老太太毫无准备听得莫名其妙！冲我笑嘻嘻地又说了一长串法文。我照样回她一大篇中国话。老太太哭笑不得，作了个怪脸，朋斯先生把这一切拍下来。晚上看样片，竟像我们两人谈得很热烈。我希望这一段不要剪去。但不要用原录音。因为我跟老太太说的是全不相干的话。而且一高兴还说了几句日文。我以为老太太是外国人，日文也是外国话，或许她能懂一点。可惜从表情上看她听日文和听中文完全一样，都是一副苦恼的笑容。
上艾菲尔铁塔拍片遇到了点麻烦。不仅要先向***登记，而且要收不少的费用。幸亏在法国外交部和***我各有几个朋友，他们听说要排我的小说，而且有宣传了中法文化交流的段落，大力帮忙，广开绿灯。隔了一天就发下许可证来。不仅不收拍摄费，连登电梯的票钱也免了。
“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中国这项总结十分可贵，这次巴黎拍片，若没有巴黎朋友们的热心帮忙，决不会如此顺利。拍戏需用几只好烟壶，徐教授就借来一位收藏家的珍品。提着箱子陪我们东奔西跑。需用杂物、食品，要人领路作翻译，肥仔义不容辞。肥仔自己对拍片没兴趣，开车把我们送到，他就找个地方去“吃点什么！”我的事少，他就总拉我去，他总能找到咖啡店和小吃摊档。并且总有胃口“吃一点！”买东西还价他也最内行。似乎巴黎摆摊的阿拉伯商人全是他的朋友。我们还请了一位女摄像师和灯光助手，全是华裔，热情干练得很，这位女摄像师住在风化区，我们要去见见世面她愿作向导。我问她为什么要住在那里？她说：“单身女人住在这种地方最安全，到这里来的人是花钱的，不会发生暴力侮辱事件！”
十二
巴黎期间，最轻闲的是谢老板和我们夫妇，所以我们就有机会多观光。拍片地点就在罗浮宫外，我几次去罗浮看它珍藏的艺术品，看到维纳斯、蒙娜丽莎的原作，实在是这次到巴黎最重大的收获。这两件作品我都见过照片和复制品。“蒙娜丽莎”的照片，多半印制较好，大体上能传达原作的形象。而维纳斯的复制品实在太多，太劣了。见到原物才知道她是那么美，而又被复制品、仿制品糟踏得那么厉害，我想应该有个法律，禁止维纳斯以及一切名雕像的粗劣复制品出售。蓬皮杜中心水池中那一组现代派雕塑也极精彩，那本是容易仿制得像的，不知为什么反倒没有人仿制它，大概是没有维纳斯的欣赏者多吧。人怕出名猪怕壮，这话对雕塑也实用。
在凡尔赛和罗浮，都看到有关拿破仑的油画。这使我联想很多，我在民主德国时去魏玛参观歌德的故居，无意中在公园里见到拿破仑的一辆马车。他乘它从莫斯科逃跑回来，走到魏玛马车出了毛病，仓促间把马车扔下，骑上马逃回法国去了。这车便被当地人保存下来；二次大战德国受到炮火的冲刷极烈，这马车竟安全无恙，后来我到莫斯科时，又特意去看了当年拿破仑停留过的房屋。现在看这些画，真有说不出的感慨，拿破仑一生，大起大落，轰轰烈烈，几乎到了一跺脚地球乱颤的地步。到头来不过为后人添几处旅遊地点留几句消闲谈资。人生真如白驹过隙，倒还是尽自己所能，为人类进步种一株草，植一棵树。砌一块砖，加一片瓦。对人民对社会问心无愧，也就死而无怨。我钦敬托尔斯泰老先生。他创作的拿破仑比拿破仑本人更有生命力。
在巴黎我更感兴趣的是观察它的世俗民风。我觉得在法国的人比美国人生活得安逸，比日本人闲适，比德国人轻松，比香港人从容，明显地感到欧洲传统文化素质。青年人虽也像美国和西德等处一样穿着随便，行为爽朗，但老年人则多半衣冠严正行为规矩。他们看艳舞时一定穿西装、打领带，女士则着夜礼服。“丽都”的艳舞表演也并非像人们想的那么色情。场面壮观，编排用力，演出时台上认真，台下严肃，很少有引起人邪恶念头的成分，倒还是“美的展示”与“美的欣赏”成分居多。中国人不欣赏、不习惯、不提倡、不准许全可以，但不必用我们的尺度去量别人的鞋子。
巴黎当然也有真正的色情行业。并有它自己的特色。有次夜出晚归，车子从“山东街”开过，看到几位神女，身着黑皮夹克，左手执皮鞭，右手拿镣铐，一副凶神夜叉模样。据说巴黎正时兴性虐待式的做派，在巴黎轻薄少年中这扮相最有魅力。这很好，因为中国人看了多半会吓得落荒而逃，马上联想到法西斯集中营的严刑拷打，决不会被勾引落水的。有儿子在巴黎的父母大可以放心一些。
巴黎的工作结束，我们转赴伦敦，内子因为到了巴黎才办英国签证。虽然法、英两国的朋友尽力帮忙，但时间太紧，这时尚未办下来，只好再次把她一人留下。徐教授和肥仔就负起了照顾之责。弄了几天，签证仍未下来，我太太决定不去伦敦，直接去香港。但心中怒气不平，临行前跑到英领馆去发脾气。谁知她把气话刚说完，负责签证的英国朋友就说：“太太，签证下来了，我们正不知道到哪里去找你呢！”马上她就转怒为笑。又把回香港的机票换成去伦敦的机票。这一切全是在徐教授和肥仔协助下办的。包括她发脾气的话也由肥仔作了高质量的翻译，至今说起来，他对老徐、兰英和肥仔还满心感谢。惟一有点美中不足之处，是肥仔送她去机场的路上，开着车又打起瞌睡来，车子像舞龙灯一样在高速公路上左右扭动着飞跑，吓得她两腿发软，下车后几乎没力气上飞机。
从欧洲到美国
1988年秋天，中国作家代表团去汉堡参加中国艺术节。正式活动结束后，在斯图加特附近一个小镇休息了两天。镇很小，但出过一个大作家，名叫席勒。这个镇似乎就成了个席勒纪念馆。沾作家的光，这里仍保持着一百年前欧洲小镇的面貌。高耸的屋顶，狭窄的小巷，石砌的街道，寂静的庭院，爬满青藤院墙，配有雕像的水池，似乎连那淡淡的斜阳和蓝天白云也是百年前的旧物。使人一走进那古老的城门，仿佛不论空间和时间，都回到了席勒生活的时代。我相信连我们住的旅馆，也是当年的模样。只是吃饭的时候，我一直以为会有个挎着美人骑着白马的剑客从门前走过，他却一直没有来。
我们看了席勒的故居，参观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文学馆，饮了咖啡，逛了街道。休息一晚，第二天去了法兰克福。
法兰克福在下雨，雨中找到了德中友协。几个德国朋友正在等我们。为首的一位叫克吕克，很年轻，但留了大胡子。一位中文说得很不错的小姐，柯葛兰，她在复旦大学学过两年中文，对中国很有感情。可是现在做的工作，与中文毫无关系。还有一位正在大学学中文的姑娘叫海克。他们帮我们取下行李，暂存在友协，立即陪我们去看国际书展。
在车上闲谈，才知道这个德中友协的工作人员，全部只尽义务，不取报酬。不仅不取报酬，还掏腰包捐助。他们出一份德中友好的刊物，就是靠募捐来的钱来维持。就连我们坐的这车也是他们自己私人的。但他们以此为乐。他们爱中国的人民，中国的文化，把促进德中人民的互相了解看做自己的天职。他们冒着雨陪我们到了书展会场。
法兰克福的书展是世界闻名的，已经有80年历史。战争时期中断了几年，现又恢复。每年以一个国家为中心。今年是意大利。书展的摊位是出租的。为了使更多国家有参展机会，书展规定，不论公司大小，最多只能租两个摊位，对第三世界的公司则减收租金。今年有80几个国家，几千个出版社参加，到会记者就有1000千多人。
本来只想走马观花看个大概，再抽出点时间去看看法兰克福市容。进门不久就碰上了香港三联书店的彦火。他传达了两条消息，一是巴黎的阿兰正找我，一是瑞士籍华裔作家赵淑侠请我们到她的展位去。阿兰是个很可爱的小伙子，会几句中文，给我带来了巴黎朋友的信。收过信闲聊几句，他那几句中文就用完了，我就告辞。第二件却费了时间。书展上在卖赵淑侠的《翡翠戒指》，她正为此开记者招待会，请我们参加，我们全团的人就都欣然赴会，原来是想参加个开幕式，礼节性地说几句话就告退的，谁知欲罢不能。她租的厅很大，四面围着会议桌足可坐几十人，不料开会时来人很少，作为主人的出版社经理、编辑和赵淑侠本人坐上主桌之后，来宾和记者竟连一面桌也没坐满。我们几个中国人成了基本群众。赵淑侠颇为感慨地说：“我真羡慕你们国内作家的工作环境。你看一个中国作家在西方打开局面有多难。”此情此景，同胞同行，我们当然坚持到把会开完才离开。而这时书展负责人发现有个中国作家代表团来参加会了，立刻派人请我们参加他的招待会，专门向我们介绍书展情况。同时就在会场餐厅用了自助餐。
从书展出来雨更大了。只能坐在一个咖啡店里闲聊，直到参加德中友协的欢迎晚宴。
这天晚上友协安排我住在一个热心德中友好的朋友家中。这家只有一对老夫妻，已经退休了，曾经到中国旅行过一次，从此对中国产生了热烈的感情，成了德中友好积极分子。他们的住房并不大，似乎只有一间住房和一个厅。但他们把最大而且最好的一间让给了我。使我很过意不去。这屋中挂了中国画，摆设着中国工艺品，放了鲜花和水果，床铺也安排得很舒适，看得出是为我精心布置过。我很想和老人多聊聊，可是我只会说：“谢谢”、“晚安”、“早安”三个德语单词，第三个词半夜里还用不上。两位老人比我好，他们虽然也只会说三个中文单词，但全能用上：“谢谢”、“你好”、“再见”。于是我们全把所会的对方语言说完，就各自进屋睡觉。
第二天一早打手势吃完早饭，友协的朋友就来接我了，由他翻译着匆匆而热情地交谈了几句。老人说自从他们去过中国后，见到每个中国人都感到很亲切。在街上若碰到中国来的朋友，他总要凑上去问候几句。我问他：“中国人和日本人外表很难分别吧，你们不会认错吗？”他们说：“不会，日本人有个特点，他们连上厕所都照相，很容易认出来。”从他家出来后我久久不能平静，心想一对普通的德国老人，已退休，过着闲适宁静的生活，忽然闯入一个连语言都不通的不速之客，他们却满腔热情地留食留宿，问寒问暖，用手势和目光来倾诉他们由衷地喜悦。只出于一个理由，客人来自中国！我很为此感动，并觉得这个世界看来要比想象的可爱得多。
朋友把我送到机场，在这里又碰到我们代表团的同志们。安忆已从荷兰回来，鲁彦周荷兰没去成，张洁也从汉堡赶来了。大家聚在一起喝了阵咖啡，我把他们送进候机室，从此就开始了我一个人的旅行。
我以前几次在国外旅行，全是作为代表团的一员，生活有人安排。对话有人翻译，主人有成套的接待计划，如今单枪匹马，可就寸步难行了。从公告牌上看，我的飞机误点了，误点两个小时。我需要先去洗手间，轻装一下，然后找个角落定下心来休息。看到不远处有几位华夏同胞围成一团，便凑了过去。走近一看是大家在听一位戴眼镜的同胞讲话，讲话人有40开外，满脸精明，一口洋泾浜普通话，讲得眉飞色舞，细听其内容，乃传授国外购物之法门也。我等了片刻，等他讲到一个段落，就对离我最近的一位同志说：“劳驾，你帮我看一下行李，我去洗手间……”话还没讲完，那位演讲的同志，一个箭步冲了过来，冲我打量着说：“你是干什么的？我们对你毫不了解，不管！”这话使我顿生敬意，很为我们同胞这种念念不忘阶级斗争的精神所鼓舞，不幸的是肚子毫不通融，大有当场出丑之虞，无可奈何，也不顾民族自尊，只得向洋人求救。恰好身边有几个年轻洋人，看到了我的窘态，有位就过来问我：“我可以帮你什么忙吗？”我也不再调查他的家庭出身、个人成分，用手指一下行李，说了句：“wc．谢谢。”那洋人马上就懂了，连说“0k”。我这才过了这一关，并仍然觉得这个世界很可爱。
二
我乘的这班飞机，是美国西北航空公司从伊斯坦布尔经法兰克福到纽约的航班。按规定应当是上午9点到法兰克福，10点从这里起飞。忽然晚点了，9点钟时公布晚点两小时，12点时又公布再晚点两小时，下午l点总算广播检票登机了，宣布2点起飞。我便拉着行李车排进了登机队伍，排队时还顺便看了一眼公告牌，认准了是从42通道登机。这队伍很长，因为要验护照和机票，走得很慢。好容易过了海关和边检口，进到里边我就找42通道。找到一看，这里也要排队，而且入口处还要验一次护照，比出关队走得还慢。心想这德国人好奇怪，别处都验一次护照就完事了，他们要验两次；谁再说我们中国出入境手续麻烦，我掌他的嘴！一边嘟囔一边就选一列较短的排了进去。足排了有20分钟，距我验证就3个人了，轮到一个土耳其人，那边检人员就没完没了地盘问。问到最后，边检人员从桌下拿出个小木牌挂到桌前，上写两个大字“no”；用铁链拦上通道，带土耳其人进到后边屋里去了。我这一排人立即哗然，咒骂着转到旁边一列排尾，从头排起。这时距起飞时间只有不到5分钟了。我拉着行李车拼命跑，连自己走道都不肯用。走着走着觉着不大对，怎么这地方像是来过呢。这不是我进关前找人看行李的地方吗？细一看，糟了，原来我跟着登机队伍进了关，又跟着下机队伍出来了。这时距起飞时间还有一分钟！这一急非同小可，马上汗就顺脖子流下来了。我倒不怕误机，问题是误了之后不好办。无论改变航班手续还是找朋友住旅馆，我三句德语都不够用！把我会的英语单词加上也不行！想到此，当机立断，拉起行李就再往里跑，跑到海关，那两个德国人愣了，摊开两手互相说了一大串话，从那表情上看，似乎是说这个中国人好奇怪，怎么拉着行李来回转腰子？我一急突然从嘴里蹦出个英语单词来“佛剃徒！”那德国人一听还懂了。马上把手朝旁一指，我这才看见原来42通道人口就在他身后。看看表，按规定这时飞机已经起飞了。我想在中国人若没到齐，飞机是要等的，便加快速度往里跑。到了候机室。只见满屋是人，没任何要登机的迹象。我想糟了，大概我那班已飞走，这是等下一班飞机的。正惶惶然不知所措，广播喇叭响了，说的是英语。虽然我大部分听不懂，可听懂了两词，一是我这班机的代号twa，一是“随当”！再偷看一眼别人手中的机票，果然与我的一样。顿时福至心灵，突然明白了还是叫我这班机的乘客“随当”，便放心地坐了下来。谁知这一“随当”，就“随当”了4个小时。尽管肚子饿得直叫，再也不敢离开。傍晚登机时，碰巧身后有人说日语，回头看见是一对青年夫妻，黄肤黑发，纯粹亚人特征。便上去用日语搭讪，果然一说就通。我问他们这架飞机为何误点？他们说，发现从土耳其上来的旅客中，有人有劫机嫌疑，所以要整机作安全检查。怪不得刚才边防人员把那土耳其旅客带进屋里去盘问。谢谢他，不然我是决赶不上这架飞机的了。
天黑之后，飞机飞在大西洋上空飞得很平稳。吃过饭——说不清算中饭还是晚饭，睡了一会儿，空姐把叫我醒，递给我一张报关单。给我出了道难题。
两年前我初去美国，对美国的海关制度很留下点印象。他们的报关要填的项目繁杂，而且一个中文字也没有。没办法，我只好又去找那两位日本朋友。听说我要他帮忙填报关单，他们马上答应，并放了自己的先填我的。他问一句我答一句。问到国籍，我说中国。那位男士停下笔冲我看了半天，忽然说出句道地的国语来：“哈哈！，你原来是中国人！你刚才怎么和我们说日语？”我说：“我听到你们互相在说日语呀。”他说：“我太太是日本人，她不会说中文。我们俩在一起又不愿说英语。”我问：“您是……？”他说出生在新加坡，祖籍福建，已定居美国20多年了，为了不忘记母语，他见到中国人总是用中文交谈的。我们聊了一阵，他告诉我，到纽约人关时，还会有一次颇麻烦的问话，到时候他会帮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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