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辑(第4/35页)
我找不到任何话来安慰她，只能祝愿她今后幸福平安。
她希望能见到我。但京都、光市千里迢迢，我无法再找出独自活动的时间了。感到安慰的是她一家现在生活美满，她的丈夫托她向我问候。
临行前，我又打电话向百合子告别，我们几乎说了同样的话：共同度过那段艰苦时日的朋友不多了，要珍视这患难友谊，让我们留下的这些人继续为日中友好而努力。
补记
写完这篇文章，我接到西村百合子(婚后随夫姓本村)寄来的信。她是由于许多当年伙伴在电视上看见我以后，给她打电话才知道我去了日本的，她说，听到我在革命后成为作家的消息，心里很激动。她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孩子都已经大学毕业，结婚后独立生活了。现在她和爱人在一起共度晚年。如今虽然年过半百，满头华发，但35年前相处时的情形，还像是近在眼前。35年来，高兴的事很多，悲伤的事也很多，不是一下讲得完的，以后一点点地谈吧。35年日本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只有友谊没有变，希望我们两国人民永远友好下去。
又到扶桑
1997年11月，应“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之邀，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日本，我又一次登上扶桑三岛。
白土吾夫等老朋友对我很关照，问我对活动内容有何建议，个人有什么要求？我说希望到少年时劳动之处再看一眼，会两个老朋友。但只作私人旅行，不可惊动官方、会社与传媒。他们接受我的请求，一改请代表团从北京直飞东京的习惯做法，要我从福冈入境，派横川健先生在福冈迎候。然后陪同我们先在地方上活动，最后再到东京。
我寄去想要会见的朋友名单，请他们帮助联络。
战争时期日本的工厂中没几个精壮工人，除了中国和朝鲜的“苦力”，多是残疾人、女工和“勤劳奉仕”学生。战败后工厂因战争责任受到惩罚，被占领军封闭，人走鸟散。过了十年恢复生产，人员和设备全部更新。那厂里是没有熟识的人了。几经打听、查询，发现还有三个相识的活在世上。
一位叫中元幸广。
在华工营地，日本管理人员分“教官”和“舍监”两种。“教官”权大位高，穷凶极恶；“舍监”位卑职低，只管吃喝拉撒睡。中元幸广是“舍监”中地位最低、年纪最小的，那年他不过十七八岁，因病逃避了兵役，瘦骨伶仃，丝毫没有武士道的剽悍与凶狠。日本人都看不起他。只因他哥哥是“大教官”，才给他找了个吃饭的地方，我们管他哥哥叫“大中元”，管他叫“小中元”。两个中元从里到外没一点相像之处。大中元是公开的特务机关派驻人员，阴狠毒辣，喜欢面带笑容手执皮鞭把华工打得皮开肉绽；小中元胆小厚道，从不打人，私下里还跟华工说一两句玩笑话。多少年过去了，管理人员姓氏大都忘记，惟有两上打人最狠的和两个从不打人的姓氏牢记不忘。其中就有这两个中元。
1984年我到东京参加国际笔会，住在新宿。有天一大早楼下办公室打电话来说：“有位日本老人要见你，你能见他吗？”我问：“叫什么名字？有什么事吗？”电话中说：“中元幸广，他说以前做过对不起你的事，今天特意前来赔罪……”正说着，话筒换了人，换成一个发颤的声音说：“我是小中元，你还记得我吗，你能原谅我吗？”
我跑下楼，看见大堂角落里站着一个又瘦又矮的老人，还保留一点青年中元的影子。我招呼了一声“中元君！”他踉跄跑过来，抱着我肩膀就失声痛哭。他说从报纸上看到我的名字，特意从山中县赶来的，很怕我不肯见他。他说战后不久他说投身于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并为中日友好效力，现在是某市“日中友好协会”负责人。当年没有能设法保护我，他感到很内疚，不来当面认错，他要受良心折磨……说着拿出他的名片给我看，才知道他靠经营汽车配件为生。参加工人运动，为日中友好奔走是尽义务。
知耻近乎勇！这样的人在日本见得并不多，我当然要拿他当朋友，并为久别重逢而高兴。他就在我住的大酒店附近小旅馆住下来，陪我在东京闲聊了好几天。交谈中才知道，他从小没有父母，曾随人流浪到中国，在中国得了急病，被一位素不相识的中国人救了过来。他问那人姓名，发誓要报恩。那人说：“不必记住我，但要记住中日两国历史上是朋友。中国文化滋润过日本民族，现在日本兵来中国烧杀抢掠，这是恩将仇报，禽兽不如。你要还有人心，就别跟着他们欺负中国人！”
从那以后，他对中国有种特殊的感情。为此招来了他哥哥的反感和周围别的日本人的轻视。
从此我们经常通信。过两年他退休了，就自费到中国留学，成了北京语言学院短期班年纪最大的留学生。学中文，每期三个月，每年学一期，连续学四五年，竟学会一口流利的北京话。有中国代表团去长崎，他说义务任翻译，自费当陪同。张海迪去日本访问，回到北京给我看她的照片，照片上为她推轮椅的正是这位“中元叔叔”；中国“儿童艺术团”到日本访问演出，陪孩子旅行的又是这位“中元爷爷”！做这些事他都是义务工作，伙食自理。
年逾古稀，他不再来留学了。
临动身前，中元从长崎打来电话，他说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已经把我去的消息告诉他了，他决定和老伴俩人到福冈会我。还说他把这消息打电话告诉了德山的滨田，滨田又找到了一个老熟人，就是在食堂做饭的河谷子……
他在电话中说：“喂！我要陪你去德山！”
德山市是个小地方，濒临濑户内海，距广岛18海里，地方偏僻，二战中是海军后勤和化工基地。因化工业对自然环境严重污染，战后成了“水俣病”原发区。这里的方言与东京话差别挺大。标准语太阳叫“欧西沙马”，它叫“欧福沙马”！被人笑为土包子。一般人很少到这地方来。横川健先生就半开玩笑地说：“我要谢谢你。不然哪有机会到德山！”
我要去德山，隐隐有个心愿：年近古稀了，再看它一眼，告别少年时代的血痕泪迹。
10多年前来过一次德山，忙于应酬，没机会按自己意思走走看看。
1980年我随巴金、冰心等前辈访问日本，是我离开35年后第一次重来。“文革”留下的阴影尚未散尽，我谨言慎行，既没跟任何人谈过自己的经历，更没向东道主提出个人愿望。乘车从京都去岚山的路上，身边的秋岗家荣先生突然问我：“你不想到德山看一看吗？清水正夫先生说了，如果想去，我们替你安排！”
日本人的信息灵通使我大吃一惊！我立即把这消息报告给副团长林林先生。林林欣然批准我前去。
全团游览宫岛，秋岗家荣先生陪我去了德山。事先和我劳动过的工厂联系，消息透露到新闻界，从广岛上火车就有电视台摄制组随行，到德山下火车又有当地新闻社迎候。厂方隆重热烈欢迎，礼貌周到接待。领导人既为不幸的过去表示了歉意，又宣布成立“邓友梅研究小组”作为友谊象征。陪同参观，举行宴会，一片喜悦气氛。传媒界很友好，站在反对侵略战争客观公正立场进行报道。可就是全部时间都用在接受采访、公开讲话、社交礼仪、题字签名等公众活动上，没得一个人自由活动、查记旧迹吟叹沧桑的机会。
接待的人全是新的一代，对早年的情况并无所知。向我道歉是父债子还的意思。他们也努力找到两位老人，但我一个也不认识。一位老工人跟我不同车间，华工不许到处乱走不同车间的人也不许接触，就没找到话说。另一位是女办事员，本也不认识，但她当年住在集体宿舍爱国寮，我给住院工人送饭到那里取过便当，就找到了相通的话题。我问：“爱国寮房子现在还有吗？住在那里的女工后来都怎么样？”她一听马上嘴唇抖了起来，低声说道：“怎么，你不知道吗？房子叫美国飞机炸平了，好多女工死在里边。爱国寮，多少年没听到这三个字了。你该跟这里的年轻人讲讲这些，他们都不知道什么叫战争……”
这人就是滨田。从这以后她每到过年都给我寄一张贺卡。她到中国旅游还专门到北京看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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