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辑(第8/35页)
我高兴地跑到中元屋中把这事告诉他。他冷静地说：“是我把你来德山的时间告诉她的。当然是冲着你。”
我对中元说不出的感谢。我知道在他眼里西村是富裕阶级的人，依他的信仰是不跟富人往来的，只是为了我打破了他的戒律。
但我很珍重西村这份友情。那是在不幸的时代、特殊的环境中少年人之间纯真的友谊，纯朴善良，天真无邪，不分民族，没有国界。正如佛家言：“山川虽异，日月同天，凡我佛子，共结善缘！阿弥陀佛。”
八
到德山的第二天，一早滨田就赶到旅馆，领着我寻找旧日的足迹。我们看了我住过的地方(现在已是一座高级住宅，没有一丝旧日痕迹)，看了当年日本人出入的宏大的厂门和中国人进出的侧门(如今一个是更加宏大壮观的正门，一个是只供运货的侧门)，隔着一条河看了工厂内我劳动的旧址(那厂日本战败后就废弃了，现在成了空旷的存货场)，还看了被炸平的女宿舍的旧址(现在是一座办公楼)。每到一地我和滨田、中元凑在一块回忆往事，要锦琦和横川先生替我们把话翻译给我的中国同行们听。他们有时愤慨，有时感叹，有时称奇。我时时担心的无聊和心烦的脸色，却一直没有出现。我明白这样的参观除当事人外，谁也看不出所以然，谁也不会发生兴趣的。我由衷地感谢同行们对我的宽容和迁就。
其实我确也有点打算。一是趁我力所能及回味一下三灾八难，会使剩下的岁月活得更加心平气和，乐天知命；二是同行的伙伴文学上都很有成就，年龄上却分属不同几个年代。我感到不同年龄段的同行间增进理解的重要性。请他们陪我重访旧地，百闻不如一见，会有助于我们之间的沟通。
我幸运地发现，这两个目的都超预计达到了。
这天早晨我们出门之前，就结算了旅馆费，带着行李去参观。该看的地方看完，也到了我们去车站的时间。在德山曹达的侧门(就是当年专供华工出入的那道门)，我们跟滨田握手道别，滨田却缩回手说：“不行，最后我还有个要求，没有满足之前我不告别。”我问她有什么要求尽管说。她说：“让我请大家吃顿午饭。吃完我们再分手。”
一个只靠退休金生活的老人，要请我们全团吃饭，这实在有点离谱了。我先表示谢绝，随后横川健先生也表示反对。等我把她的要求说给中国同行们后，大家感动，却没有人赞同。滨田却早已打好主意，既不生气也不改口，只是坚决不走。跟大家一起去了车站还一同进了站台。她只是跟我说：“我是你的朋友，你要替我说服大家满足我的要求。能和这么多朋友聚会不容易，很难有下一次了。让我尽一下心吧。我请不起豪华大宴，但尽点心意还是花得起的……”
没办法。我只得又转回头来替她说话，说服大家接受她的盛情，并说给我朋友面子也是抬举我了。大家见我如此，便进了车站内的饭馆。我对滨田说：“我把大家说服，接受你的款待了，你也要听我的主张。由大家自己点菜，你不能干预。”她连声说：“好，好，好。我既然要请大家，当然以大家满意为上。大家随便要，我带的钱足够！”
过了一会儿，服务员把大家各自点的饭菜送了上来，人们不约而同地“咦”了一声。谁也没跟谁商量，点的东西却有个共同特点一都是最便宜的一种。最便宜的面，最便宜的饭，加上最便宜的菜。滨田看了大叫不行，坚持要大家各自再要一样好点儿的菜肴。我告诉她，心意大家领了，可没有时间再等菜了。她叹了口气，站起身来向大家鞠了一躬说：“谢谢，谢谢，你们的心意我全都明白……”
吃完饭告别时，她跟大家握手，跟我拥抱，一路鞠着躬退出站台。
我们跟中元一起顺站台往更里边走，他只是埋头走路什么也没说。到了天桥前要分手了。他抬起头来，我才看见他已是泪流满面。他擦擦泪，跟每个人都拥抱了一下，呜咽着喊道：“世界上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爱中国！老弟，我爱你们……”
曾镇南，何申，格非……这些专门研究人情人性的人，居然眼睛都闪出了泪光。又围过去跟他握手，祝他健康。然后看着他一步一回头地走向去长崎的候车处。望着他远去的身影，格非才叹口气说：“没想到，真没想到，我本来还以为他是邓先生的个人朋友。其实他是咱们大家的朋友……”何申说：“我都懵了，我的礼品打在包里都忘了拿出来！”曾镇南只是说：“太感人了，太感人了……”
火车来了。今天上车跟昨天上车相隔20多个小时，人们少了点新奇、陌生和拘谨神情，增加了些咀嚼、沉思和感慨的意味。
车开出很远人们才开始聊天。
我对朋友们说：“对不起，叫大家陪我参加一趟拉练。好了，明天开始就可以进行真正的文学交流了。”
朋友们对我说：“谢谢老邓叫我们体验一下生活，进行了入学交流。”
我对我自己说：“再到扶桑，了却一桩心愿。”
又到巴黎
正当德法两国咬紧牙关反对向伊拉克开战，美国有人把他们叫做“旧欧洲”的时刻，我碰巧去了巴黎。15年前和李瀚祥兄为拍电影《烟壶》，在巴黎住过一段时间。当时我国有些地方正在破坏古建筑大盖摩天楼。所以看到巴黎反对破旧立新，力保老模老样，我既佩服又感动。打听一下后才知道原来也曾有人赶时髦在塞纳河左边建起一座59层纽约、东京式的大楼，叫“蒙巴娜斯”大厦。建起后巴黎人一看就急了，大叫：“石屎成林，照这样还像巴黎吗？”还由此流传起一个笑话。说一个美国人来巴黎旅游，问一位偶然相识的法国人：“你住在巴黎什么地方？”那位法国人说：“我住在蒙巴娜斯大厦楼顶上。”美国人说：“啊，你也喜欢这样的大楼。”法国人说：“不，因为只有住在那顶上我才能看不见它！”
从那不久，似乎官方有了一项决策：建高楼只能在塞纳河左岸，右岸从罗浮宫、香榭丽舍大道、共和广场起，大小街道一律保持原状。老楼坏了，只能照老样重修。若有哪块石头原来砌错了，修复时也不准改正，要照原样错着砌！当时我们住的日本现代派酒店“日光”就在河左岸，每天都要从铁塔附近绕着过塞纳河才能到巴黎市中心。如今美国人骂他们是“旧欧洲”，我还担心巴黎因此要翻新呢。下飞机一看，上帝保佑，还是老样子。市中心区倒也有地方在动工，我问他们在建什么，他们说：“有些房子结构太老化了，重新改建，但里边改完后沿街外貌，仍要按原样修复。换上新材料的还要作旧，要跟雨果、大仲马他们当年看到的街景一样！”
怎么开口一说就是雨果呢？因为2002年法国定为“雨果年”，整整一年都是纪念雨果的日子，还趁这个年把大仲马的墓由郊外移灵到巴黎专安葬历代英烈的“国家陵园”。体现对历史文化名人的尊重。
“中国作家代表团”访法，是“雨果年”活动的一个项目。我上次到巴黎拍片，虽也受到法国外交界朋友帮助和款待，但属私人活动，参观游览随意而行并无重点。这次专为纪念雨果而去，有了主题。由此也较深刻地体会到法国人对传统文化，对文人作家是多么看重。在保护有关文物方面又有多种方法。多了不说，只举两个例子。
一是参观了巴黎市政厅。这幢典型中世纪建筑，既是文物保护单位，又仍是市政办公地。一般不对外开放。我以前只在塞纳河桥上远远瞻望过它的建筑外形，那钟楼之下是1848年巴黎人民庆祝革命胜利的“市政广场”。这次因受到“副市长接见”，才观赏到内部的宏伟瑰丽，美轮美奂。看到它就联想到我们的府衙古建筑，明显感到东西方文化各有各的特色，各有各的艺术绝活。世界上少了谁都不完整。
最引人注意的是壁画。那座建筑内的大厅是长形的，比篮球场大，四壁和拱形屋顶上画满色彩浓重、构图典雅的壁画。内容有宗教典故，也有历史场面。进门后我们刚要按中国习惯从左侧墙壁开始观赏，引导我们的女士却站住了脚，回过头来冲我们一笑，手往头顶上一指说：“请先抬头看看屋顶这幅画像，我想你们认得他。”我们这才站住脚仰起脸朝上看，不看则已一看大惊。这市政厅迎门而坐的头一幅人像，不是皇帝，也不是公爵元帅，却正是我们的同行——雨果！
怪不得来参加“雨果年”活动的客人，副市长要出面接见，原来从一百年前他们就把雨果视为巴黎市的荣誉代表，他的地位在各路诸侯之上，画在市府屋顶第一把交椅上了。
再一个例子就是参观巴黎近郊的“雨果国际中心”。这个中心在巴黎郊区，不仅不是繁华市区，而且也不是居民区，正经说是个风景区。在青山绿水之间一个小山坡上，一栋造型优雅的二层小楼，附带几间厨房、马号、车棚之类平房，环境幽静空气清新。这不奇怪。因为雨果本来就出身上层社会，23岁就被授予骑士荣誉勋位。后来又著作等身，晚年造这么一所写作修身之处并不困难。国际中心的工作人员尽职尽责，故居维修保护良好，遗稿文物展览有序，这也不特殊，我们中国有些名人故居也已做到。令我惊奇的是，当我问这样一重要文体机构属于法国什么部门，经费由何处拨付时，他们竟回答说：“这个中心由日本‘创价学会’创办和管理。一切经费都由日本朋友支付。它的法人代表是池田大作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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