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辑(第15/19页)
绍棠逝去，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心中反复一句话：世界上少了一个好人，共产党少了一名好党员，文坛又损失一位好作家，自己少了个好朋友。
去年他住院，我和张锲、泰丰同志去看他，特意带了一篇文章读给他听。40年前团中央开反右大会，我曾奉命上台发言，批判绍棠下乡不该带馒头！事隔数十年我们再次相会，友情依旧，绍棠从未提起过此事，但我不能忘记，一直想找个机会公开道歉。文章10年前就写下了，由于气氛不合，朋友建议暂不发表，便压了下来。如今大家都年过花甲，我想早点了结这份心愿，我趁着两位作协领导在场，便在病床前把我道歉之文宣读了一遍。绍棠听后含泪挥手道：“咱们俩谁不了解谁？内情我明白，我全明白，用不着……”
两位作协领导也说：“过去的事了，提他作甚？”
后来绍棠出院，我俩再见面。他责怪我不该在医院提那件事。我说：回首往事，有人负我处，也有我负人时。人负我一笔勾销，我负人永记不忘。绍棠说，他赞同这想法，不过我俩之间不存在谁负谁的问题。不该这样小题大作。
我举这例子，说明绍棠本质的宽厚，不像他外表给人的印象：心窄性急。
写小说要塑造典型，绍棠本人就是个典型。是50年代先被文坛“器重”，后被“错划右派”的那批“新生力量”的代表。年轻，爱国，爱党，受中国革命文学和苏联文学影响甚深，连优点带缺点全都接受。他们可能有各种缺点，却绝不会喜欢“资产阶级专政”。而他们的青春年华却要戴着“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帽子度过。做梦也没想到赶上***同志领导拨乱反正的时代，没想到还有第二个春天！一旦复出，就以整个生命拥抱新时代。不掺假的拥护党的方针、路线和政策。放声歌颂改革开放，歌颂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过20多年磨难，他们对党、对共产主义事业爱得更加真挚深沉。对往事多持谅解态度。绍棠则更激进些，谈起“五七”年事，他说那是“母亲打孩子，打错了，做儿子的也不该抱怨！”他们一旦重新得到写作的权利，便夜以继日，不顾性命地拼搏，忘记了自己不再是40年前的毛头小伙，只见“夕阳无限好”，忘记“只是近黄昏”。心态与年龄不同步，主观与客观欠协调。本要多出点成果，却过早倒了下去！
绍棠算得是这类人中一个典型！
我认识绍棠时他17岁，40余年来，风风雨雨，我们没断交情。1957年曾有人把我们划为北京市文学界的同一个“小阿飞集团”；“***”垮台后不少旧友是通过他又和我联络的。积数十年之观察，我认为他最大优点是政治上坚定，对党、对社会主义从无二心，即使遭到错划也毫不动摇；第二个长处是保持传统文化、传统道德的特色，看不起崇洋之举，容不得媚外之人。他古道热肠，助人为乐，处人际关系不以功利定厚薄。即使戴着帽子在农村挣工分时，同命运的朋友有事求到他，他也倾全力相助。钱票粮票，没多有少，决不叫人空手回去；发配外地的朋友回京，他总要热心招待。哪怕是咸菜下酒，也要一欢而散，临走时送上火车。
说不清是他把生命献给写作，还是写作给他以生命。在饿着肚皮劳动的时候，在被剥夺写作权的状况下，我怕抄出来作为罪证，连日记都戒绝，他却还关紧门窗趴在炕上写小说。写完自己看一遍，又偷偷地埋葬。待***同志再给我们写作权利时，他才敢去挖取，也才发现早已腐烂成泥了。我为他痛心，他却说：“那也没白写，总是满足了我的写作愿望！不然活得多没味厂。
这样的人复出后怎能不争分夺秒地拼命？我曾和他多次一起出差和出国。他总是同行者中惟一带着稿纸，每日定量写作，不做完“功课”不休息的人。不然你没法想像，新时期以来10多年间，他怎能写出五六十本作品，是我产量的10倍！
绍棠热心助人，不管是长辈是下级，只要有事求到他，他没说过不字。能办的办，不能办替你托人办。他关心社会活动和公益事业。不论是大事小情，研讨联欢，只要找到他助威捧场，几句好话一说，他坐着轮椅也赶去参加。除此之外他没有个人的业余消遣。他去世前两天，一位退休老编辑找我谈申请入会的事，拿的又是绍棠的介绍信！蝇头小楷写满了介绍意见栏目。这可能是绍棠最后的文字。
人无完人，绍棠是出色的作家，不是圣贤。(圣贤去世之后也常被人揭出种种不足！)看绍棠一生，大节可赞可赏。相形之下，小疵不足道之！如果没有性格的多侧面，那还是刘绍棠吗？近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发现他在悄悄地弥补自己的不足，改正某些缺点。比年轻时理智思维多，意气用事少了。不计较人事上的是是非非。更关心文学界的团结状况。他不止一次对我说：“党号召文学界团结起来。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而奋斗，我们几个老人带个头不好嘛？我们都是发小的兄弟，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找机会大家聚一下，什么也不用说，杯酒释疑猜。咱们团结起来，年轻人会跟着学！”
第五次作家代表大会，实现了他的愿望。朋友们欢聚一堂，学习***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顾全大局，不计私怨，共商繁荣文学大计。绍棠很高兴，不顾病痛，盲到开完会没请一天假。只是又一次苦了我们弟妹，既不敢惹他扫兴，又怕他病情加重。一边推着轮椅一边悄悄看他的脸色，低声叹息。
绍棠走的很安心。但我们仍要把增进团结、繁荣创作的局面更推进一步，这是对他最好的悼念。
1997年3月19日北京
记住这位“洋委员”
今年是全国***议换届的年头。5年参政议政，留下不少美好回忆。举例来说，有几位中国籍的“洋委员”(应叫做华籍洋人)，就给我极深的印象！
政协休会期间，我参加“外委会”活动。有次到一个乡镇企业办得出名、经济效益显著的县城视察。看过与外国合资的服装厂、皮革厂、玩具厂，接下来与当地干部座谈。这地方是作为先进典型公开介绍过的，在发展经济、脱贫解困方面确实有明显成绩，当地干部也听惯了捧场话。有几位开头发言的人在提出意见同时，也免不了附加几句赞扬。我身旁坐着位大鼻子黄头发的“华籍洋人”政协委员。别人发言时，他作了个不以为然的表情，就低下头喝水，一声不吭。过了一会，会议主持人忽然叫着他的名字，客气伸出手说：“请您说几句吧！大家欢迎厂说着带头鼓掌。等掌声停歇，那位委员用带洋腔的中国话说道：“我说话不好听，怕你们不欢迎！”当地同志马上说：“欢迎批评，什么话我们都爱听。”那委员便站起身来：“既然这样，我就说两句。请问门口那辆奔驰轿车是谁坐的？”人们一下都被问愣了。会场里嘁嘁喳喳，却没人正式回答。那位委员便提高嗓门又问了一句：“那辆高级轿车到底是谁坐的？”一位企业负责人举手，小声应道：“是我坐的。”那委员马上冲着他说道：“你知道在西方这是什么人坐的吗？”不等对方回答他便气哼哼地说道：“那是大资本家，高级官员坐的！连发达国家也只有富豪才坐得起，咱们不还是发展中国家吗？你们这里不是刚脱贫吗？一个厂长就坐这种豪华车？你坐得安心吗？”
会场一下子静下来了，鸦雀无声。那位委员又指出我们参观的合资工厂，在环境保护，安全生产，劳动条件等方面有严重的不合格状况。有位企业负责人想辩解，说曾经有关部门检查过，领有合格证。他摇头：“这一套我懂！可我也懂什么叫危害工人的健康！我就是大夫！”他愤慨地责问：“这种情况在他们欧洲和美国允许吗？他们不允许干的事为什么到我们中国来干？中国人不是奴隶……”“说得好！”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比他发言开始时热烈多了。
我对他肃然起敬。方才记起有本材料上介绍过，他是和白求恩一样，当年为支持我国人民抗日，漂洋过海从西方世界来到这个东方国度的。经过几十年战斗，他跟这块土地和它的人民结下深厚感情，他离不开它了，决心加人中国国籍，由贵宾变成了它的主人。
我曾想：他那么直率发言，是否跟西方人一向直来直往的习性有关？也许他还没学会中国式的含蓄和谦逊？
去年视察、参观陕北，我又和他结伴。在西安革命博物馆，人们看到有张历史照片，拍的是毛**接见外国专家，照片上那位外国专家正是我们身边的这位委员，顿时欢呼起来。他却连连摆手，躲到一边独自看展览去了！有人还喊他，同来工作人员小声说：“别叫了，他原来跟前边那队人走的。知道有这张照片，进门后故意落在后边，没想到又赶上了我们这一拨……”这时他一面急忙离开人群，一面举起手中的说明书挡住了半边脸。我才明白：原来他很懂得什么叫含蓄和谦逊，也习惯于中国人的习性！上次发言完全是出于一个政协委员的责任感！胸怀坦荡，尽职尽责！也许他的话欠全面，也许当事人还有理由解释，但谁也不能否认它表达的作为政协委员的使命感和崇高品格。
世纪末还乡游
读过(徐霞客游记》、《老残游记》、《赤壁赋》、《桃花源记》等文章，谁还敢再写记游文章？偏在2000年接近尾声，赶上一场特殊的旅行。要写怕出丑，不写憋得慌。造成我世纪末最后一次苦恼。
一是地点特殊——云南文山。云南名地甚多：傣族有版纳；纳西在丽江，大理三月好风光，泸沽湖边女儿国，我都有幸到过。对文山这个“苗族壮族自治区”却从未想去过。画家黄苗子就用广东腔说过：“我这个苗子是假的啦！真苗族在湖南呀！”中国作家协会副**韦麒麟是壮族，家则在广西。我想文山未必有典型性。这次一看，才知道这里竟是壮、苗、瑶、彝、侗、佤等好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地。头一天参加广南县对河村联欢，在村外小桥边手捧酒杯边舞边歌来迎接我们的村民就不少于五六个民族。服饰多彩，语言多样，礼仪有别。有的先唱歌后敬酒，有的先敬酒后唱歌。这边是小伙自己先饮一口后再敬给你。那边是敬你喝完姑娘才举杯沾一沾唇；有的几位老人来敬酒，你举杯沾唇老人就躬身后退了；有的一群姑娘来敬酒，酒不喝干姑娘们就不停唱歌……只一个敬酒就有这么多学问！
第二特殊，是我们这批游子真正来自“四面八方”！有来自台湾的黄春明、吴梦樵；有来自美国的少君、周琼；香港的海辛，澳门的梁淑琪；加拿大的冯湘湘；日本的华纯……而且大都不是一个人来。吴梦樵由妈妈带领，余国英有先生跟随，黄春明请太太监护……我也是由太太领导着来的。平时连外省都没去过的少数民族同胞碰到这批来自世界各地惟独没接触过本国少数民族的来访者。双方都有点惊奇兴奋之状。而听当地干部介绍情之后，目光中都充满新鲜和好奇。待到两边人手拉手围坐到篝火下，开始喝酒谈心，却发现陌生归陌生，亲切却照样亲切，究竟是同胞骨肉，说起话来推心置腹，跟访问外国或迎接外宾的心境绝不相同！这就引出了第三个特殊性，100年前的中国人是在烽火血泪中走出19世纪的，今天他们的子孙竟能聚在一起欢声笑语迎接21世纪、是巧合也是幸运。中国人这一百年没白过。下容易，也够英雄！没理由不相信中华民族在21世纪创出更大奇迹。
写到这就要说两句感谢话了。这次旅行办成首先要归功于《世界华文文学》杂志。这杂志因为改版，今年最后一期就收摊儿了。多年主持其工作的白舒荣女士力倡要用颁奖会来向多年合作过的作家们表示谢意。出版社领导谬力女士极为支持。于是从该刊近年发表的小说中评出十五位获奖作者。奖好评可没钱办不好事，她同时就与“鹏程文化基金会”会长陈志鹏先生联系，在陈的协助下又与热心以文化建设回报社会的“云南昆明盘龙区房地产开发公司”经理张彦生先生搭上线。条件是奖项定名为“盘龙杯奖”，活动经费由“盘龙公司”负担，再与正在文山区广南县召开的笔会合作，一拍即成，三厢情愿。不声不响的为一批作家圆了回故乡采风心愿。
谁也没想到“风景这边独好！”像桂林山水那样奇特秀丽，却又有它自己的特色。这里的溶洞怪、多、深、阔；在像滩江那样亮丽的水上乘船到山前划进洞内，绕过九曲十八弯竟能从山后另一侧重返江湖！这里一切都还保持着自然本色，因为尚未开发，因而也还没太多人为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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