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辑(第2/8页)
“咱们中国人”在一起，心灵容易沟通。交谈起来热情诚挚，肝胆相照。台湾作家讲：“我们在发展经济过程中，一度忽视了文化、道德的建设，后患无穷，十年八年弥补不过来。你们现在搞经济建设，要记住这前车之鉴。别犯我们犯过的错误！”谈到文学现象时，他们又说：“台湾年轻一代，有人只强调文学的消遣作用，当作纯粹抒发个人情感的手段，这令人担忧。文以载道，寓教于乐，是我们中国的宝贵传统，丢不得。道的内容、标准，可以随时代发展而变化，而为文必须有益于世道人心这个原则不能变。娱乐的东西，也还要陶冶性情的。若把只要名利不讲良心的俗物当成青年模仿的偶像，中国人还有什么希望？也对不起祖宗！”这些话虽说的是台湾，但对大陆也有现实意义，作为提醒怕不算为时过早。
我确实看到他们在文化道德建设上的努力和成效，台湾当然也有追星族，但更惹人注目的是书店中读书购书的青年，在博物院热情服务的“义工”(他们业余来此服务，不取报酬)，坐在故宫博物院地板上听讲解做笔记的小学生。
我在台南见到一对青年结婚，也穿礼服披婚纱，但是行礼后却赶到郑成功收复台湾的纪念碑前去拍纪念照。我故意问他们为什么要在这里照相，他们说郑成功是使台湾回归中国的功臣，当地人尊为“开台圣王”。在这里照相表示不忘根本。郑成功受降碑不远处就是清朝皇帝为他建的“明延平郡王庙”。尽管郑成功一生是坚决反清的，清朝皇帝还是为他建庙。可见“咱们中国人”向来讲究内外有别。不因内部纷争而影响一致对外，中国人是有原则讲分寸的。
台湾归来使我更坚信祖国会统一，中国会富强。因为两岸都为“咱们中国人”的大事操心，都为振兴中华而努力。10几亿人口，50几个民族的泱泱大国。还有什么困难是不能克服的呢？
台湾归来话台湾
数年前台湾发表我的小说，中介入施淑青问我：“稿费要什么钱？美元还是港币？”我说：“要新台币。”她说：“你要那怎么用法？气性！”气性是广东话，意思是说我有精神病。说完我俩都笑了，我说那话根本没当真。我也觉得去台湾的机会未必比上月球多。我坚信祖国会统一，只怕那时我已老得走不动了。
人算不如天算，历史进程常常比人们估计得更迅速。那以后两岸的文学交流就频繁了起来。先是台湾同行单枪匹马或三三两两来大陆访问，再以后就有大陆作家以个人身份应邀赴台。但是来多去少，两岸作家组团互访，还提不上日程。
两岸的文学团体并没有知难而退，而是锲而不舍的努力争取。去年以尹雪曼先生为团长的第一个台湾作家代表团来大陆访问，回去后多方奔走，四处求援，终于促成中国作家协会派出的第一个大陆作家代表团登上了宝岛。两岸携手打开了双向交流的大门。
台湾的中华文化协会、团结自强协会、作家艺术家联盟等团体都为大陆作家成行尽了极大努力。这证明增加了解、沟通感情、团结奋斗、振兴中华是两岸作家共同的愿望。两岸有这份骨肉亲情。中国的统一富强、民族振兴，指日可待。
怀着这样情绪到达台湾，一下飞机就感到亲切和熟悉。我多次到大陆之外旅行，飞机着陆后听到中国话不多，说普通话的就更少。在桃园下了飞机却满耳都是漂亮的国语，听着叫人心里踏实。在大陆，每到电视台放台湾电视剧，我一听那怪声怪气、嘴里含个热丸子说的“国语”就急忙躲避。在飞机上我还担心要受这种语言冲击。下飞机后才明白，台湾普通人讲话比电视剧讲的悦耳得多。可能那是星们故意说的“屏幕腔”！大陆有些“星”生活中说话很正常，一上屏幕不就拿腔作调吗？都是中国人，连毛病也相似！
不仅有声的语言畅通，连无声的语言也无阻。台湾朋友想从我们团体看到大陆文学界的概貌，我们便有意安排汉满蒙回藏五个较大的民族都有作家参加。到台湾后，我们一把集体的名片递出去，台湾朋友马上高兴地说，“啊，这是五族共和呀”！我们说：“我们带来了56个民族作家情谊。”他们就说：“中国文学成就是中华民族大家庭共同创造的，你们的用意极好。”
在台湾跟作家们、亲友们相处了10天。除去作家间交流，几个少数民族作家都有同族兄弟找来相会，大家会上聊，家里聊，车上聊，明白的时候聊喝多了酒也聊。什么都聊了，就没说：“我们是一家”这句话。因为再说这句话就多余了，台湾朋友为大陆改革开放的成就高兴。台湾在经济文化上取得的成果也使我们欣慰。说起各自的不足，也都同样的遗憾。跟“屏幕腔”现象一样，有些毛病两边也相似得惊人。从文学上的流弊到交通阻塞，都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谁也别想瞒谁。在座谈会上，台湾朋友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在经济起飞时期，忽略过文化建设，在道德文明上造成的损失，至今没能完全弥补。希望你们注意这前车之鉴。”我们只好承认，这句话不仅不算多余，而且不算为时太早。上街时台湾朋友为交通秩序的杂乱，摩托车骑士们“目空一切、勇往进前”表示歉意；我开玩笑说：“您别道歉，不然您到了广州北京，我也得道歉。虽然自行车比摩托慢，可是数量又比摩托多，以量胜质，算起来两边一样。”
见到了林海音、痖弦、柏杨、黄春明等老相识，也认识了些初次见面的新作家。虽然两岸作家数十年来所处大小环境都不同，思想信仰、文学风格有异，但大家关心注意的问题极为相似。我这一代和我们长辈的作家，都对文学的社会效益表示关注。大家都认为中国人“文以载道”，“寓教于乐”，“有益于世道人心”等传统的文化道德观不可丟弃。“道”的内容会随时代变迁而变迁，而对人民，对读者“有益”这一原则是不应动摇的。从而都对文化、文艺的消极现象表示忧虑。大家看到两岸文学界各有所长的同时也都看到各自的不足。台湾青年一代作家，学历和文学功底较厚，传统文化和外文修养较高，所以文字讲究，精美耐读。但是随着经济发展，生活富裕他们焦虑的问题少，求解的难题少，社会责任感和生活透析力比老一代弱，作品的社会影响力也相应减弱。抒发个人感情或小圈子内的杯水波澜的作品占了好大比例。大陆青年作家一般中外文化的修养都较弱，文字不讲究，有的甚至把粗俗当有趣，文而不文。但不缺乏有社会责任感，关心民族命运，人民疾苦，对重大问题作深思的有为之士，其作品的思想浓度和社会作用是台湾一些青年作家比不上的。两岸应该取长补短，共同把中国文学推上新高度。
除去文学问题，最引起我兴趣的是对祖国统一的态度。那边人对统一进程、模式虽然有不同视角、不同主张，但拥护统一，热爱祖国，以自己是中国人而自豪者占绝大多数。有次跟两个祖籍山东，在台湾生长，从未回过家乡的年轻小姐一起喝咖啡。喝到一半我告假说要去看一位资深的前辈。他们一听那前辈的名字马上对我说：“见到他老人家一定替我们问好！”我问：“你们认识他？”她俩说：“不认识。以前也没关心过他进退。可是前一阵因为他主张祖国统一，**分子给他寄去一封信件炸弹，把老人家胳膊炸伤了，老人仍坚持初衷，毫不退缩，人们从此对他格外尊敬。你无论如何替我问候，请他多加保重！”
有位朋友跟我还说起一件趣事。有次大陆来了个歌舞团。到一个小城演出。当地请了些退伍老兵来观赏。老兵们生活不太如意。对看文艺演出兴致不大，开始时表现得相当冷淡。演到中间，有个节目是唱山东民歌，扭山东秧歌。大家还怕更受冷落。没想到唢呐一响哇的一声炸了锅！原来这批老兵都是山东人，一听家乡的歌声，情不自禁全站了起来，一边鼓掌，一边落泪，唱完一个要求再唱一个，演出完毕老兵们都冲上后台向演员们致谢，演员客气地说：“唱的不好，请多提意见。”一位老兵说：“谁说不好，俺老家的玩意儿还有不好的？听的就是个家乡味！”
除去这些“人情”，许多“世态”也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台湾服务人员的敬业精神，文明礼貌怕是大陆要使点劲才赶得上的。参观台北故宫博物院时，见到讲解员像教师似的给一群小学生讲解。讲解一段还提问，提问完对回答正确的孩子还奖励一张参观票要他下次再来，那股负责和慈爱态度使人感动。舒乙好奇心强，他找个机会问一位讲解员工作了几年，拿多少报酬？没想到讲解员笑着说她并不是博物院的职工，而是退休后来作义务工作的，自愿服务，不收报酬。后来在一家文学资料中心，又碰到几个作义务工作的青年，竟是大学研究生。他们说，来服务是出于个人爱好，在这里更能体现个人对社会的价值。
卖食品的先尝后买，大陆也有，但限于糖果类小食品。到台中时路过一个洗车站，我们参观站上的食品店，看到这里卖面条，卖凉粉，卖肉食也先尝后买，而且再三说明，尝了不买没有关系。我怕人家劝我尝，故意躲到卖面茶的摊旁去。刚站住脚，卖面茶的就拿起一个小碗说：“我冲一点您先尝尝，合口再买，不要买了不爱吃……”
我和舒乙应亲属和痖弦先生之约，在一家餐馆见面。下了汽车发现我把记着餐馆名称的纸条丢了。挨家找了几个饭馆，都没找到人。正着急间忽然看见旁边就是“联合报社”。我就冒昧的进去，跟办公桌前一位小姐说：“我是大陆来的，跟痖弦先生约了个饭馆会面，可是我把饭馆名称忘了。您能不能帮我打听一下痖弦先生去了哪里？”话刚说完马上左右三位小姐全都迎上前来，笑着劝我不要着急，立刻三人分头打电话到处联系。问了几家全都不对，小姐们也为难了。一位小姐想了想，问我：“您住在哪家宾馆？”我说了宾馆名字，那小姐就打电话到宾馆去，跟服务人员说：“劳驾，看看有没有给邓先生电话留言？没有？那就请到他住的房间，看看有没有丢下张纸条？如果有，拿来念给我听听好吗？”过了一会对方回电话说：“找到一张纸条，可是只有三个字，合家欢。”那小姐马上眉开眼笑说：“好了，就是这张。”说完立刻又给那家饭馆打电话，果然家婶和痖弦先生已经等我们等急了。那小姐放下电话，又画了张地图，告诉我合家欢饭馆距此还隔着一条街呢。请按地图去找。
这些都是小事。恰是这些小事使我感到自己仍没离开中国，仍然生活在同胞之间。中国人是有敬人和自尊的优良美德的。但由此我也才明白，我的亲戚从台湾来北京时，受到大陆售货员小姐抢白后为何那么脆弱，两眼竟含了眼泪。大概她觉得自己回了家，而家人对她太无礼。
我相信大陆99．9％的服务人员都是优秀的。愿剩下那零点一学学台湾服务行业的敬业精神和文明作风。这不算崇洋媚外。中国人不分彼此，对不对？
大丰大足
我怕写游记，小说中也少有风景描写。不是不想写，是不会写。读书太少，雅兴不足，没学会欣赏风景。整个少年时期都当兵。战争中天天行军，见山咬牙爬，遇水脱衣趟。人家谈沂蒙山的山青，我却想起大雨中屁股坐地滑溜下山狼狈相，别人说扬州瘦西湖的水秀，我只记得背包顶在头上趟水中赶路的苦状。说也可怜，走了多少风景名胜之地，都没享受赏心悦目之乐。近年来想附庸风雅，随朋友旅行时，试着欣赏风景，好看倒也觉得好看，可就是引不出灵感，构不成文字。
功夫也不全白搭，有的地方，这真给我灵魂震撼。不过较少是自然景观，大多是人文遗迹。而这种地方更写不成游记，因为一到这种地方就少了游心，多了敬意。写这些要有学问，我有兴致但没学问，想写也不敢写。比如大足石刻。
有人说中国有“三大石窟”，有的说“四大石窟”。是哪几个也说法不一。反正我去过好几个。第一个是1947年3月打洛阳战役，雨中行军经过龙门。浑身水湿冻得直磕牙，对那些小而暗的石窟本没太在意。但走到奉先寺前全队都好奇地站住脚了。毕竟我们是文艺兵，对艺术有直觉感受。先是被那大石佛的高度引起兴趣，站在它脚下不把脖子仰起两眼朝天就看不到佛头，她比洛阳城门楼子还高。把后脑勺靠在脊梁上往上再看，当看到我们祖先把一间房子大小变成了一张有血有肉，有灵有性，丰满端庄的佛脸，双目半睁半闭，慈眉善目地注视着底下我们这批人。人们安静下来，被那温柔善良表情吸收住了。直到后续部队朝我们喊叫，要我们快走。别挡他们路，我们才不情愿地加快步伐继续赶路。美术组同志边走边议论，说距离地面这么高，仰视看去身体比例还如此和谐，可见古代艺术家对透视学把握得很准！他们改变了人体正常比例，不然从下边看上去头很小，看不清面部表情……
这样，龙门就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由此对中国的石雕产生了兴趣，建国后有机会就又观赏了几个石窟。也许是靠这点基础，最后拜谒大足，就多少有了点“心得”。
云冈、龙门等石窟，各有登峰造极之处。因此后出现的大足要做出特色就更难。也因此，做出绝活就更令人敬佩。
举例来说，要看接近印度原味，得去大同，云冈开凿时那里是北魏国都，佛教从西域传来不久。佛像服饰简单，体态雄健，高鼻深目，有键陀罗风格。所以《水经注》中说它是“真容巨壮，世法所希”。要看佛教“洋为中用”的早期成果，须到龙门。从北魏迁都到洛阳，经历隋唐五代佛教盛期，开始给“护法天王”们上了中国铁甲袍带。佛陀的面像也由“瘦骨清相”变得丰满慈祥。唐时石雕技艺发展成熟，出现了大卢舍那佛像那样技艺精粹，以形写神，形神兼备的代表作。
前人已经到顶峰了，后人如何再拔尖？既不能吃人嚼过的馍，如何才能独树一格，有自己独特面貌？所以没去大足之前我心中就存有疑问：听说大足主要作品创于宋代。宋徽宗赵佶是道教信徒，曾下令把佛寺都改为道观，佛陀名字都要改成道教名称。经此一番打击，佛教元气大伤，在这时代造的佛教石窟有何特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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