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4 214：五个聪明人(第2/3页)
萧琰深以为然点头。
她对高密郡公不陌生，《士族谱》就背过。
高密郡公孔尚贤是这一代的鲁郡孔氏家主。鲁郡孔氏也是大唐甲姓世家，乃是以世代传承孔子儒学列入甲姓，所以其他世家可以言利，孔氏却不可以，必须以仁为核心，谈仁说仁做仁，公利疾预卫生就是国家对百姓的仁，孔氏家主如何会说不支持？那当然是要赞成的，至于国家财政是否能支持，那是宰执考虑的事，孔学士目前的正职是左谏议大夫，只负责谏议帝王和政事，可以很任性的表示我只关心仁政不关心财政。
另外那两位，闵祭酒和耿教授，萧琰不熟，但能与孔学士、叶学士一起喝茶议经，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想必不仅经学深醇，人品也值得称道，阿娘说一个是“言者不虚，虚者不言”，一个是“直言直语，不吐不快”，叶学士转达的墨家首领的承诺不用担心这两人不传出去，而且以这两人不虚言、不矫饰的操守，听者必信。
不会有人怀疑叶弘传假话，或者墨平说假话，那是不可能的。
也不会有人怀疑墨平做不到。
墨者虽然人人简朴，但墨者组成的社团并不穷，兼爱社可以说是大唐最有钱的社团之一。
墨家开办的墨行社、墨筑社、墨织社、墨食社、墨机堂都是遍布南北、日进斗金的大商会，而这几个墨家商会存在的意义，除了以技实践，利民便民之外，就是为兼爱社的履实做钱财支持，据说每年赢利的五成都会交给兼爱社。
捐出一百万两银，这对兼爱社来说不算什么，但墨平说的是“每年”，这就是很大的自信和魄力。世家也有这种魄力，不过这种魄力一般是用在有利益的投资上，不管是当前的利益还是长远的利益——比如捐资教育，建义养堂为帝国分担抚养孤儿弃婴，义务承担一部分的修路铺桥，免费植树造林，捐资净化技术，这些都是长远的利益。但是建立公利疾预卫生体制，一旦在帝国铺开，就是持续往里面砸钱却不会得到收益的大摊子，而且这个摊子会随着人口的增加负荷越来越重，如果国家得不到收益往里面填，这就会是一个无底洞，大窟窿。
萧琰觉得世家宰执的担忧也不是没有道理，但她又觉得，沈清猗这个提案中应该是没有写尽说尽，政事堂现在议的议案，是不完整的。以姊姊对计然学的精到，必然会以计然学的思维去思考一个体制的“源泉”——只依靠国家的投入是会枯竭的，而且对帝国财政也是沉重的负担，不利于公利疾预卫生体制的推广，尤其是往县乡下面建，姊姊应该是设计有“收益源泉”的体系。
只是政事堂的提案中为什么没有呢？
是李毓祯将后面的内容掐去了吗？那目的又是什么？引起政事堂争论？观察宰执的反应？还是说，她想敲下去几个宰执？
萧琰将母亲附给她的上疏抄本又细细读了一遍，心想这就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有中央的支出，也有中央和地方的分担，还有民间的共建，看起来是有水源支持的。
若非她对沈清猗的心性和智慧十分了解，知道她的才能远远不止这些，恐怕也会以为这就是完整的体系了。
而其他人包括政事堂的宰执们看到上疏中的内容已经为沈清猗的才华惊愕惊叹了，又如何会有萧琰对沈清猗的了解？
萧琰心里又思量，也或许这个源泉体系是以后才能实施，而前期，必须依靠帝国财政的投入——于是，李毓祯拿它来钓鱼？
不论是不是李毓祯在钓鱼，现在墨平的承诺一旦广为传扬开去，政事堂宰执们就是被架到火上烤了。
墨平说每年捐一百万两银给公利疾预卫生，政事堂的宰执还能说国家财政不能担负？有这一百万贯，就算朝廷不出一文钱，选几个地方试点也够了，何况朝廷不至于每年几百万贯都挤不出来吧？
李翊浵在信中说：“按太医署做出的详细预算，朝廷每年若有五百万贯投入，支持在每个州建立一个公利疾预医馆是可行的，而下面的卫生保健站的建立则可由中央和地方共同负担，也可由民间医师以上的医者申请注照开办。
“按沈至元上疏中的提议，帝国每个州已经有仁民医馆，两厢结合，公利预治医馆重检查重卫生建构和预防，仁民医馆仍然重治病，如此公利疾预医馆将治病这项抛开，初期建立的投入就不会太大。有些下州的财政难以支持的，也可以就在仁民医馆上加挂一块公利疾预医馆的牌子，这就减省了新建医馆的费用和增加更多人员的费用。
“虽然有这些共办和减省项，但帝国太大，平民人口太多，这个体制不可能一蹴而就，可以先州级，再县级，再乡级；或者反过来，先乡村，再城市，一步步实施，总有全面推行的时候。关键是看，愿不愿意将朝廷和地方的财政花在这上面。”
李翊浵道：“对于反对这个议案的宰执来说，墨太平的承诺是件糟糕的事，这加大了民众对议案实施的期望，同时也点燃了民众的愤怒。”
母亲信中后面的内容引发了萧琰很深的思考。
她说：“贫穷是一种病，而且是世上最可怕的疾病，它能摧毁一切，道德、伦理、秩序；受困于病中的人，当有一线希望时，会不顾一切的伸手抓住它，谁敢阻挠他们，愤怒的火星会点燃，最终成为燎原大火。
“宝树，我们生下来就是锦衣玉食，体会不到什么是贫穷，书上说的饥寒交迫、贫病交加、无钱买药的绝望，我们能从文字上理解和同情，却终究只是文字，不可能真的感同身受。
“要想世族出身的皇帝和宰相真正体味百姓之苦，那是很难的。如果发生天灾，朝廷会认真救济，希望少死些人；但没有这些灾害时，皇帝和宰相不会去想怎么让百姓富裕起来，他们最多考虑的是减少对百姓的压迫，让百姓能吃得起饭，然后都安安分分的，不要去想造反。下面的百姓再弱一点，愚一点，做顺民，这样就更好统治了。——在大唐帝国之前，那些史上的清明政治时代，都是这样的执政思想。
“太宗皇帝写的《亡朝史鉴》中，总结王朝覆灭之因：一是帝王残暴无道，如夏商二朝；二是横征暴敛，劳役重，百姓不堪其苦，如秦之亡；三是诸侯分国列强并立，中央无力控制，再遭外族入侵便亡，如西周、西晋；四是吏治败坏，国家颓败日复一日，最终身染重疴，民乱四起，如两汉之亡。太宗皇帝说，王朝要想统治长远，就不能犯上述这四条。所以，太宗、仁宗、明宗在位时，都很重视不能苛捐杂税，不能乱征徭役，重视对边镇武将的约束，重视吏治整饬，重视对世家权力的平衡，做到了这些，国家就太平了。——但这些，都是历代王朝统治的模式。
“哪个王朝的初期不是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但到后来呢，至多不过两三百年——夏商那不算，国小民少，就像大唐的一个道、至多两个道，统治个四五百年有何骄傲的？周朝不必提，东周即春秋战国，早不复统一王朝了。若按照这个统治模式，大唐不过两三百年，或三四百年，单是土地兼并，就会走入民变蜂起的局面。而陇西李氏不是被民变掀翻，就是被另外的世家代替，于是进入新的王朝，然后又是同样的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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