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三九章 新危机（上）(第3/5页)
这个不是嘴一张就能定性的，而在于大顺在禁教的几乎同时，派出了庞大的访欧使节团。
并且下南洋是非常主观、且主动地利用了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并且在战后参与和会。
虽然基本上算是去打了个酱油，“诸侯会盟”连个执牛耳的地位都没捞着，但齐国公日后确实可以说：当初亚琛合约签订的时候，我就坐在那。
因为有油画。
这种类似的区别，引申到大顺改元，并且内帑海贸财政收入能够和盐税、甚至一部分亩税抗衡的，且开始主动参与世界贸易的时候，摆在现在大顺的顶尖儒学大师面前的问题，就非常严峻了。
儒学，是万世的、普遍的、世界适用的？
儒学，是地方性的、中华文化圈适用的、和别的学问平起平坐的？
儒学，是仅适用于特殊地域、特殊社会的知识？
儒学，是世界性的、普遍适用的、无需考虑地域社会特殊性的知识？
想清楚了这对儒学意味着什么，也就明白什么叫“盛世下的绝望”了。当然也就明白刘钰为什么压根不绝望了。
也就明白为什么大顺改元惟新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两淮盐改、苏北垦荒这些事，只能作为每日的日常扯淡，却不是儒学真正的大危机了。
科举出身的真正儒学大手子，要是连这个危机都看不出来，只怕也根本不可能从科举中脱颖而出。
虽然好像听起来，感觉又成了空谈、扯淡了。
实则对儒学来说，真的不是。
相反，于此时，对儒学来说，这是个非常大、非常大、大到天的事。
因为现在大顺正值“盛世”，既不是明末那种即将亡天下的危险，也没有原本历史上被外人楞砸开大门的救亡急迫。
盛世之下的绝望、危机感，是一种奢侈而强大衍生出的意识形态危机。
也是一种盛世之下，很强、但又没那么强的理想与现实之间对立的无奈。
伴随着西洋国家地理介绍的文章在大顺传播，渐渐让这些专门搞上层建筑的儒学大师发现，现在仿若春秋战国。
春秋战国时候，儒学式微。大一统之后，才逐渐发力。这种大争之世本身就是一个危机。
大顺只要不关门，而是继续要走争霸路线，搞激烈对抗，那么就越发给那些富国强兵派机会。而春秋战国时候的富国强兵派，和儒家的关系……一般都不咋好。
再一个危机，就是儒学本身的圣学地位。天下越小、越封闭，这个圣学地位越高；越开放，越交流，圣学地位的危机就越大。
尤其是伴随耶教的传教士封禁事件，既然耶教认为自己的这一套是普遍适用的、他们认为的天下是整个地球；那么儒学想要对抗，必须也要自己先相信，自己的这一套东西是普遍适用的、天下就是整个地球。
在他们看来，改元之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在意识形态层面，构建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得通的、大顺不关门继续往外走的、儒学是万世法且是整个天下普遍适用的圣学学问。
而非是地方性的、地域性的、局部的、适用于特定社会的、拿到欧洲那边根本没法用的东西。
这不是道德。诸如爱父母、爱家人、忠君之类的道德。
如果仅仅是道德，那儒家就直接宣布，爱父母是儒家专有理念，谁爱父母谁就是儒生，宣布自己胜利就完事了，那倒是简单了。
而是有礼、仁、义、忠孝、家族、血缘、纲常等等一系列，构成的一整套政治的、国家建构的、法律的、包括国际法的、道德的、是非标准的、解释得通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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