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朕用海商来对付漕帮(第2/4页)
张诚道，
“可如今财匮民乏，又哪里有银子去付给漕军去山东开海道呢？”
朱翊钧一愣，道，
“漕军运粮本是劳役，朕不过是换了个地方、名目让他们服役，出的力气都是差不多的，怎么还要另外付银子呢？这漕军运粮也不见他们要银子啊。”
张诚道，
“原来漕军的确有赡运田、有固定的月粮，还有行粮和轻赍银以及少量的赏钞，可自世宗皇帝时起，轻赍银便已归入太仓，不再补给漕军。”
“再加上正统以后，赡运田也纳粮如故，不再优免，行粮、月粮不是被扣减，就是被充作造船料银，各官府差役过帮，都有索费。”
“皇爷别看这漕军有十二万人，其实有不少都是后来从造船、屯种、杂差中添拨的余丁，或是雇募的民船民夫、替官户承佃的舍余、沿河的船户，抑或是土人、渔民、商贩以及运官自带的家丁和军伴。”
“这些人要么是各州县强征来服役的普通百姓，要么是已经倾家荡产、入不出敷的漕丁，倘或皇爷开恩，他们继续漕运或许还有的口饭吃。”
轻赍银是正兑漕粮外需要收受的额外加耗费用，一般折银征收，一部分用作沿途大小官吏盘剥的费用，一部分用作补充漕粮运输过程中的损耗。
当漕粮运到京师仓库时，如果漕粮准额运到，则将轻赍银的一部分补给各总漕军，后来却被收归太仓，作为朝廷税收的一部分，再也不补贴漕军了。
朱翊钧听得出张诚的意思，太仓的这部分收入是附加在八省大小官吏盘剥之后的，倘或没了漕运，朝廷的税收也会受影响。
正是因为朝廷是最后的既得利益者，因此不到万不得已之时，谁都不会提出要去改革漕运。
历史上大明最后一次改漕运为海运是崇祯十二年，那时却已是为时已晚。
朱翊钧笑了一笑，点出张诚话中的逻辑矛盾道，
“既然这些漕丁本就受制于漕运，甚至因漕运而倾家荡产，那他们怎么会反倒会跟着那些官吏去维护漕运呢？”
张诚淡笑道，
“皇爷，这漕丁倾家荡产，和漕丁维护漕运的道理是一样的。”
“为保四百万漕粮足额到京，一旦运粮船只沉没，或是漕粮纳仓不足米数，则要漕丁买粮赔补，漕丁若是稍有不慎，往往则借欠债积。”
“因此许多漕丁为补家用，常常揽运货物，沿途交易，以期厚报。”
从朱元璋时期开始，漕军就能在运粮官船内附载己物，以资私用，这显然是吸取了元朝的教训，出于安抚漕运官军的考虑，才准许漕军私货贸易。
其实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这种私货贸易可以算得上是大运河对百姓的唯一一项好处。
因为漕军携带的私货相当于变相的免税商品，朝廷对这部分交易几乎不收商税，运河沿岸的城市便随之出现了集市和商贸中心。
万历年间的户部给漕军的定额是每船只能附带六十石私货，按照晚明一万二千只的漕船数目来算，那么运河沿岸的城镇每年起码能流通七十二万石的免税商品。
利润如此可观，也难怪漕丁们不肯放弃漕运这项苦差了。
张诚又道，
“皇爷，漕运乃百万漕工衣食所系，并非虚言。”
“漕丁于每年十二月就要到各水次仓接收漕粮，次年四、五月份启运至京，一直到十月份才能回空，修整不到一月，又要去接新的漕运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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