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朕觉得试种玉米和番薯才是大问题(第3/3页)
这个问题在历史上后来是徐光启解决的。
徐光启认为番薯和其他谷物并无不同，京边之地，能够种谷，也就能够种番薯。
于是他受北方冬季窖藏蔬菜水果办法的启示，认为可以采用“窖藏法”保存番薯。
而南方土壤过于湿润，窖藏番薯容易腐烂，所以北方反而比江南更易藏种。
只是徐光启在天启年间受魏忠贤专权的影响，到了崇祯皇帝即位以后才奉诏回京。
当时徐光启回京，主要是为崇祯皇帝修定历法，又适逢清军进逼京畿，无论是从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都没有足够的富余由他在北方推广番薯。
所以窖藏法虽然在技术上打破了番薯北上的障碍，但还是没能够拯救明末的“安安饿殍”们。
朱翊钧想了一想，还是决定先不把话说得太满，
“先生说得很是，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一省可种，并非处处可种，朕令他三人试之，不过是为了未雨绸缪、有备无患而已。”
申时行见皇帝的态度不算强硬，又想着此事往后或有科道官纠劾，便也稍稍放下心来，
“近该各处灾伤重大，人心嗷嗷，皇上恻然哀怜，大施恩泽，请赈则赈，议蠲则蠲，不靳庾粟帑金，以佐百姓之急，实乃天下之大幸。”
朱翊钧微笑道，
“各处灾伤，小民困苦，节次蠲免钱粮，赈济银谷，一应救荒事宜，还有劳先生料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