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迁都西安的必要性(第5/5页)
对当时的中国而言，以西安和洛阳为中心的汉唐故地已经没落千年，正可被视作一片新辟的疆土，在钱穆看来，定都西安正是要将中国的政治中心放置于一个全新的环境，以焕发出新的生命和活力，“从小地面复归到大地面”。
超大规模性和农业文明传统不仅意味着当前中国国家战略的地域差异化和治理复杂性，同时也为中国文明的自我超越提供了潜在可能性。独特的文明传统和“海陆枢纽”的地理空间特征让中国并不必然走上，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而是能够“反求诸己”，在自身的历史和文化脉络中兼收并蓄，走向“民族之再生”，乃至“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