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76 所有人都不看好】(第4/5页)
次于官吏贪污罪案的是惩治侵吞钱粮和豪右逃避粮差的罪案。如粮长交结官吏、团局造册、虚出实收、就仓盗卖、巧立名色、妄起科征，飞洒粮差、接受赃私、包揽词讼、吊打细民，豪强劣绅买嘱官吏、诡寄田粮、洒派包荒、揽纳私吞、脱逃夫役、贪污赈济、说事过钱、起灭词讼等。对这类罪案的处理也较重，如洒派粮差，诡寄田粮者全家迁发化外，洒派诡寄之田赏给被害之民；揽纳粮物，隐匿入己，虚买实收者，处死，籍没其家；说事过钱者，处死。
《大诰》所列凌迟、枭首、族诛者成百上千，弃市以下万数。所诛杀者以贪官污吏，害民豪强为主。
惩形律极严酷，超出《大明律》的量刑标准，许多遭族诛、凌迟、枭首者多属寻常过犯。
&nbp;从《大诰》中可知，明初复用刖足、斩趾、去膝、阉割等久废之刑，创设断手、剁指、挑筋等古所未有之刑；又有或一身而兼数刑，或一事而株连数百人，皆出于常律之外。
“寰中士夫不为君用”之科，则为前代所未有。
明太祖规定：《大诰》每户一本，家传人诵。家有《大诰》者，犯笞、杖、徒、流之罪减一等；无《大诰》者，加一等；拒不接收者，迁居化外，永不令归。
学校课士和科举策试也以《大诰》为题。
朱元璋十分重视其亲制四编《大诰》，他将之作为对天下臣民进行政治教育的课本，依凭专制主义的绝对权威在民间强制推行。
《大诰》颁行时，朱元璋宣告：“朕出是诰，昭示祸福，一切官民诸色人等，户户有此一本，若犯笞杖徙流罪名，每减一等，无者每加一等，所在臣民，熟观为戒。”
颁行《大诰续编》时又进一步说：“斯上下之本，臣民之至宝，发布天下，务必家家有之，敢有不敬而不收者，非吾治化之民，迁居化令归，的不虚不。”
颁发《大诰三编》时又重申：“此诰前后三编，凡朕臣民，务要家藏人育，以为鉴戒，倘有不遵，迁于化外，的不虚示。”
朱元璋又要求军官们全家老小都要背熟《大诰武臣》：“不听不信呵，家里有小孩儿每不记呵，犯法到官，从头儿计较将来，将家下儿男都问过：你决得这文书里几件？若还说不省得，那其间长幼都得治以罪”。
为了扩大四编《大诰》的影响，朱元璋把它们列为全国各级学术的必修课程，科举考试从中出题。奉其旨意，行文国子监正官，严督诸生熟读讲解，以资录用，有不遵者则以违制论处。
当时天下讲读《大诰》的师生来京朝见者多达十九万余人，均赐钞遣还。
将如此众多的师生由全国各地召来京师讲读《大诰》，举行学习报告会，这在中国封建社会史上堪称空前盛举。
此外，收藏《大诰》与否，成了判罪或减罪的依据；熟背《大诰》，不仅可以获奖，而且还可以因此而被录用为官，平步青云。
朱元璋为推广自己的这几篇作品，确实费尽心机。
韦宝觉得朱元璋的这些作为，可以当作中国封建文化专制主义的标本。
朱元璋以为依靠政权的强制力量，可以使《大诰》广泛传播，深入人心，明廷专制统治也能藉此而永久存在下去。
但是，在他殁后没多久，四编《大诰》就被他的臣民抛置脑后了。
明代中叶，陆容说：国初惩元之弊，用重典以新天下，故令行禁止，若风草然。然有面从于一时而收违于身后者，如洪武钱、大明宝钞，《大诰》、《洪武韵》是已。
《大诰》惟法司拟罪云有《大诰》减一等云尔，民间实未之见，况复有讲读者乎！
嘉靖六年（1527），霍韬向皇帝上疏说：洪武中令天下生员兼读诰、律、教民榜文，又言民间子弟早令讲读《大诰》三编，今生儒不知诰、律久矣，临民莅政，惟皆以吏为师。宜申明旧令，学校生员兼试以律，仍令礼部以御制《大诰》诸书刊行天下。
几本枯燥的书，韦宝却读的是津津有味，因为韦宝也痛恨官吏！
从书中，韦宝能看出朱元璋的心思。
明律是死的，不能变，《大诰》主要管的是官员。朱元璋本身因为自己经历更加痛恨贪官，所以大诰的惩戒也更加严格，甚至到了变态地步。
法律是统治阶级的意志表现。
“礼法，国之纲纪。礼法立，则入志定，上下安。建国之初，此为先务。纪纲法度，为治之本。”朱元璋对法律极为重视，同时由于元末明初之际，法律破坏严重，所以制定明律十分迫切。加上李善长有“历代之律，皆以汉九章为宗，至唐始集其成”，因此《明律》是以《唐律》为本所制定的。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