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91 孙承宗的收弟子信号】(第3/4页)
孙承宗说完，看着韦宝，期待韦宝的看法。
韦宝这回早有了准备，将练习太极拳的时候，常五爷常说的一句话引述了过来：“大道常存文字外，真途不在语言中。”
常五爷每到让韦宝自行领悟动作窍门的时候，都会说这一句，韦宝早已经铭记在心，所以碰到模棱两可的谈话，便自然而然的用上了这么一句。
孙承宗闻言大喜，已经确定韦宝的想法与自己很相近！是个可造之材，对韦宝更加喜欢。同时确定，韦宝这种人的想法，到了这个年纪，已经趋于成熟，一般不会再有大的改变了。
有学问的人，就爱通过这种聊天方式辨认对方的想法，尤其是像孙承宗这种大儒。
孙承宗是看重王阳明的心学和道德修养这些的。
而东林党是反对空幻虚无、谈空说玄。
东林学派以东林书院为阵地，通过讲学、论辩、研讨、撰文、出书，对王阳明“心学”及王学末流在道德修养和认识论方面宣扬的种种虚、空、玄的主张和说教进行猛烈的抨击和批判，从而推动了实学思潮的高涨。
东林党提倡求真务实、实学实用。
尽管东林书院和古代其他书院一样，讲学和学术研究的主要内容也是儒家经史著述，但其不论在内容上、形式上和方法上都针对性、实用性较强，强调从实际出发，注重讲实学，办实事，有实用，求实益。
东林党主张开放言路，反对宦官干政，反对矿税。
明朝中期以后，江南地区的商品经济和工场手工业更加发展。
在一些工商业发达的城市，商人、作坊主、手工匠以及其他城市平民，开始形成为一支新的社会力量，给当时的社会矛盾和斗争带来了新的影响。
东林党就有不少人是中小地主兼营工商的。
他们有的人突破了传统的农为国本的经济思想，提出了工商皆本的新观点。如赵南星说：“士农工商，生人之本业。”李应升反对关卡重重、商税繁多，要求执政者“爱商恤民，上不妨工而下利于途（指贩运）”。
可是从1596年（万历二十四年）起，神宗派宦官到各地采矿和征税。神宗一开始派出矿监、税使，东林党人就表示反对。
山西巡抚魏允贞在1597年（万历二十五年）上疏指出：宦官出领矿、税，为民祸害。魏允贞因此受到神宗的切责。
1599年（万历二十七年），大学士叶向高上疏要求罢撤矿监、税使。同年，吏部侍郎冯琦上奏说：这些矿监、税使不但使贫者断绝生计，富人也蒙受其害，这样下去，势必激起大乱。
李三才反对矿监、税使的言行，在当时影响最大。他于1599年（万历二十七年）就任凤阳巡抚。在凤阳巡抚管辖的地区内，有好几个矿监、税使，残害百姓。李三才在1600年（万历二十八年）五月上疏万历帝，揭露万历帝派遣税使、矿监这一弊政的要害。
李三才任职凤阳巡抚期间，曾经严惩太监陈增的爪牙，罪大的则加以捕杀，打击了陈增的气焰。他还奏劾陈增的重要帮凶程守训贪赃数十万银两罪，使程及其同伙被捕解京，终于伏法，远近大快。
李三才“以折税监得民心”。两淮地区发生灾荒时，他经报请朝廷获准，对灾民加以赈济，还免除了应纳的“马价”（一种苛税的名目），因此李三才的言行赢得了民心和朝野正直人士的赞扬，声望日隆，有可能被推举进入内阁。
齐、楚、浙党一派官员生怕李三才入阁会对自己不利，就连连上疏攻击李三才奸诈贪横。顾宪成等东林党人则驳斥这些谰言，于是双方又发生了一场笔墨官司。由于一再受到攻讦，1611年（万历三十九），李三才不得已自动辞职。这是当时喧闹得不可开交的李三才入阁事件。
1620年（万历四十八年），明神宗死去，朝廷宣布撤掉一切矿监、税使，过去因反对矿监、税使而被处分的官员也酌量起用。至此，反对矿、税之弊的斗争以取得一定程度的胜利而告一段落。
由于东林党人开放言路指责朝政，触动熹宗时专权的大太监魏忠贤，魏忠贤开馆纂修《三朝要典》，在霍维华的基础上纂辑万历、泰昌、天启三朝有关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三大案的档案资料，打击东林党，同时造编《东林点将录》等文件上报朝廷。
韦宝虽然弄不明白孙承宗想说什么，但孙承宗的意图，韦宝总算看出来了。
知道孙承宗这是对自己起了惜才爱才之心，想‘招揽’自己。
韦宝估计，孙承宗可能想让自己做给弟子啥的？这年代不是很流行师徒关系么？尤其在官场，这是很铁的一种关系。
对于孙承宗表露出来的意思，韦宝既没有很高兴，也没有不高兴。能得到孙承宗这种朝廷超品大员的青睐，若是在现代，韦宝磕破头都愿意，别说超品大员，随便跟七品县级官员有一点点关系，人生都将大不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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