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鹿鼎记

【0467 说服吴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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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67 说服吴襄】(第6/7页)

“我刚才听大家说,你要用3000万两纹银,分六次,两个月之内,在辽西买粮食?”吴襄问道。

韦宝这才知道,吴襄原来是为了这事情找自己,嗯了一声:“确有此事!”

“这话中,怕是有水分吧?小宝,你有3000万两纹银?”吴襄可不好糊弄,一下子就抓住了主要问题。

韦宝一汗,没有想到吴襄首先会问这个,还以为吴襄要问自己为什么会买这么多的粮食呢!

大明辽西辽东的粮价是很不稳定的。

大明王朝统一中国后,蒙古的统治者自大都撤塞外,但还保有相当雄厚的军事力量,常常给予明帝国的安全以严重的威胁。

由于北边国防形势的特殊,明朝政府不得不在北方边境作积极的防御布置。因此,东起鸭绿江,西抵嘉峪关,沿着长城(按长城东起山海关,西迄嘉峪关)的国防线上,先后设置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山西、延绥、宁夏、固原及甘肃九个重镇,合称九边,各设重兵,统以大将。

这九个重镇既然都驻有重兵,兵多了,对粮食的需求自然增大。可是,在另外一方面,当日北方沿边各地,由于天然的(例如土壤贫瘠、雨量不足、气候早寒)及人为的(例如战争的破坏)原因,米粮产量却非常有限,故米粮价格常常发生波动。因为米价的波动足以影响边地驻军的生活。

明代辽东人口消费的粮食,除稻米(大米)外,粟(小米)也非常重要。

明代辽东的米价,自正统年间(14361440)至天启初年(1621),虽然一起一伏的变动,但就长期观点来看,显然有长期上涨的趋势。

在这将近两个世纪的期间内,有三个米价特别上涨的时期,即成化十四年(1478)(每石银四两),嘉靖三十七、八年(15581559)(每石七八两),及万历四十六年(1618)(每石三两)至天启元年(1621)(每石十二两)。这前后三次米价上涨的高峰有后来居上的趋势。换句话说,如以成化十四年的米价为基期,嘉靖三十七、八年为它的两倍,天启元年为它的三倍。

就辽东的粟价来说,万历年间(15731620)的价格,约比一个世纪以前的成化年间(14651487)高出数倍至十余倍。

蓟州蓟州镇故治在今河北省蓟县,其分守地包括今之河北边外山海关至居庸关的长城。

蓟州的米价,在正统十四年(1449)以后的长期间内,虽然不像辽东米价波动得那么厉害,但在嘉靖(1622?1666)中叶前后,及万历(15731620)中叶以后,也向上升涨,其后到了天启三年(16),以山海关米价为例,更涨至每石售银四两,约为15世纪中叶的十三倍有多。

宣府宣府镇故治在今察哈尔宣化县,其分守地为今察哈尔延庆县至山西大同境的长城。

明代宣府的米价,在15世纪中叶前后还相当便宜,每石约售银四钱多至五钱左右;但到了15、16世纪间,米价贵时每石要售银二两或将近二两左右;其后到了16世纪中叶及17世纪的30年代,每石米价更高涨至银五两或四两。

大同大同镇故治在今山西省大同县,其分守地为山西边外的长城。

明代山西北部大同一带的米价,与宣府米价变动的趋势几乎完全一样。换句话说,大同每石米价,在15世纪中叶约值银四钱,其后有上涨趋势,及16世纪中叶和17世纪的30年代,更上涨至每石售银三两有多或四两。

延绥延绥镇城初在陕西绥德,及成化九年(1473)更向北迁移至陕西榆林,故又名榆林镇,其分守地包括由延安至绥德的陕西北部地区。

代延绥的米价,在成化年间(1465l487)以前,即15世纪中叶左右,低廉到每石售银二钱,其后有涨有落,但到了嘉靖十一年(1532)曾高涨至每石五两,约再过一百年后的崇祯四年(1631)则上涨至每石四两。

此外,还有离辽西辽东远一些的甘肃,明代甘肃镇的镇守总兵官驻扎甘州城(今甘肃省张掖县),其分守地自庄浪北至嘉峪关,即甘肃西北的长城。

甘肃米价变动的趋势,除正德九年(1514)特别昂贵以外,和延绥米价非常相似。甘肃的粟价也和米价一样,在15世纪中叶左右比较便宜,及16世纪20、30年代间则向上升涨。

自明代中叶左右开始,北方边镇米价长期上涨的趋势。

明代北方边镇米价之季节性的变动。明代北边各镇米粮的供求状况,在一年中往往因季节的不同而发生变化,故米价在秋天收成时往往比较低廉,但到了春天青黄不接时却非常昂贵。

所以,韦宝要趁着这一波价格最低的时候,大肆吸纳!

嘉靖十年(1531)二月,兵部尚书李承勋说:“大抵边镇米价,不论丰凶,冬月犹可,一人初春,日益翔贵。商贩以时废居,率致巨富。”当日边镇米商赖以获利的因季节而波动的米价。

嘉靖四十四年(1565)五月,巡抚山西侍郎万恭说:“三关(雁门关、宁武关、偏头关,在今山西北部)往岁八月秋成,银一两可得米二石。延至十月,以为时估方定,则仅得一石八斗矣。延及今岁二月,又仅得一石四斗矣。”

换句话说,同样一两银子,如在山西北部购米,在春天二月的购买力约只为去年八月收成时的百分之七十。当日山西北部米价这样的波动,还算是比较温和的,事实上北方边镇的米价,在春天青黄不接时往往为秋收时的两倍,或将近三倍。约在嘉靖(1522?1566)中叶以前,邹守愚撰边储议,其中说:“且收成之际,多在于七八月,米价之贱,多止于五六钱。明年之春,欲籴之日,则病于时估之涌腾,名曰八钱,实过一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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