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鹿鼎记

【1004 韦宝见聪古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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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4 韦宝见聪古伦】(第4/5页)

朱元璋在洪武后期,确实参照儒家经典来施政,这与洪武中前期相比,确实形成了对比。

朱元璋至少是在治国理念上有参酌三代古经的愿望。

进一步而言,洪武时期在制度实践上,也未始不有古典经书的投射存焉。

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借胡惟庸案,废除丞相制度。

朱元璋后来声言:卒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并不曾设立丞相。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因之,虽有贤相,然其间所用者多有小人,专权乱政。

朱元璋所谓“自古”固属饰辞,但他确对古制有过研究,不能完全排除他回复古制的愿望和设想。

洪武年间官制处于不断调整之中,官名和新的机构名也不断浮现。

四辅官、大学士的设立,均为朱元璋比附经典、斟酌古制而成。

洪武时还曾仿照《周礼》,改给事中名为元士,后又改为源士。

朱元璋强力推行的《大诰》,定名亦来自《尚书》。

综而言之,朱元璋的制度来源,综合四种来源,蒙元,汉族传统,自我作古,远仿三代。

当以“多元到一元”来解读洪武制度的复杂来源。

“多元”即意味着洪武制度的来源多元,也是解读洪武制度的视角、进路多元。

“一元”则意在凸显朱元璋的熔铸作用。

经过朱元璋的头脑过滤、刻意形塑和制度实践,多元的元素得以整合,并且打上了朱元璋个人的独特印记,不再是原先各自的本来面目了。

这体现在古经中的经典政治理念,已为朱元璋所深刻改造。

唐宋以降君权加重的趋势加剧,而士大夫所鼓吹的绝对忠君等理念也为朱元璋所利用、强化。

蒙元制度中的臣僚奴化为朱元璋所承袭,官僚工具化和服务取向加深,同时分封制、边疆管理等隐微之处也为朱元璋所改造吸收。

红巾军早期制度遗产,朱元璋本人的原创元素,也都赋予了新的形式。

洪武制度应被视作一个“多元到一元”的演变过程。

虽然来源复杂,但洪武制度最终以开国之君创业垂统的面貌确定下来。

朱元璋凭藉恢复中华的名义,在政权建立之初获得了相当大的合法性。

他的政权又来自于一个完全独立、无所依傍的军事集团,不需要依靠、妥协于任何社会阶层和地域集团。

于是,朱元璋本人的权力,得以无所顾忌地生长、扩张,他的创制因此获得了极大的自由度、裁量权和随意性,正所谓“帝方操威柄,学士无所参决”。

明朝制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就是朱元璋制度。

韦宝的制度也是如此,天地会的每一步发展,都是韦宝自行搞定,都是韦宝指明了方向的产物。

所以,天地会的制度,也实际上就是韦宝的制度,这和大明王朝的建立,有异曲同工的效果。

韦宝不需要依附于任何势力,天地会的制度,不用被任何势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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