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辑(第11/35页)
海上航线的开拓，商业的发达，城市的繁荣，使威尼斯的市民很早就摆脱了欧洲封建时代清教徒式的生活模式，在这些小巷中也能窥视到遗迹。这有古希腊移民的聚居区，脊信仰东正教民族立的教堂，有狂欢节跳假面舞会的小广场。有一处楼顶有一块突出的平台，比一般阳台小比窗台大，向导说那是古代威尼斯妇女染发的地方。古代威尼斯女人以金发为美，她们发明了用一种草药合海水染发的办法。在一个小巷深处墙上挂着一面铁牌，上边标的年号是1691年，写的内容是“这里收容弃婴……”把这些联在一起，你想到有位女士染了发到广场上参加狂欢，过了一阵把个小宝贝送到这弃婴收容处。这中间再补充些有趣的细节，岂不就是哥尔多尼的喜剧！怪不得哥尔多尼会有那么多写不尽的题材，揭不够的丑恶，说不完的笑话。生活培育出了天才！我想哥尔多尼在世时必定是天天带着讥笑在这些桥头小巷中散步，冷眼观看人们的种种活剧，来激发他的创作灵感的。果然，我的猜想在下一个小广场上就被证实了。那里街头正好立着个哥尔多尼的铜像，那神态姿势和想象中的一模一样：披着件风衣，戴着宽边帽，一手背在身后，一手拄着手杖，笑眯眯的东张西望。这位雕塑家也是位了不起的天才。还有比这更合适，更准确的神情的姿态吗？哥尔多尼，那个嬉皮笑脸地把人们的丑恶指给人们自己欣赏的人，那个“一仆二主”等一大堆不朽喜剧的作者，当年不是这样出现在威尼斯街头还会是什么样子？
五
我是几年也难得去一次商店的人，在这里逛商店却成了我极大的乐趣。这里每个商店都珠光宝气，每个商店都像在暗处安装了磁石，把你衣袋中的钞票往外吸，没一个店在你离开它时不想再回头看它一眼。
去得次数最多的是里亚尔多大桥。这桥是条商店街，只有站在它的远处或侧面才看出它是横架在水上。你走在它上面时被街两面的店铺，货摊上五光十色的货物照得眼睛发花，绝想不到脚下还有湍急的河水。这一条绵延数百米的繁华街，顺着桥延伸出去，辐射开来，成为一个不规则的现代化集贸市场。距它不远是一条卖珠宝首饰和手工艺品的长街，那简直是个首饰博览会。不仅女士们会为那光彩四射的金银珠宝吸引得挪不动腿，男人也会被玲珑剔透的工艺品招惹得六神无主。头一次到这街上我以旁观者心情看那在商品前驻步不前的人，第二次走到这里就用好奇的目光注视起橱窗中的商品，第三次进了店门，等再一次来时就忍不住买下了一条带彩灯的贡都拉小船，再来时可就给太太、女儿们买起首饰来了。并且向自己解释说“今年我满60岁，算给家人的一点纪念”。当然我只买得起低档品，低档品的价钱按里拉算也是五位数。
我住的旅馆门口，小街上也挤满了首饰店、服装店、鞋店和旅游纪念品店。因为离得近，我晚饭后散步有时就在这里转转，有家首饰店门面不大，货品很全。店主是位犹太老人。见我在门中徜徉，就客气地请我到里边参观。我进去后他先引导我看看他的货柜。然后请我坐下，用托盘托出一批又一批的首饰来。对于犹太人会挣钱这一点我早有所闻，《威尼斯商人》剧中的那位夏洛克，几乎成了悭吝狡猾代名词。所以一见他如此殷勤，我警惕起来，赶紧致谢说：“我不打算买这么贵重的东西。”他并不因此而冷淡，回身又拿出几件便宜但工艺颇好的小首饰供我挑选。我过意不去，就挑了两件。他问我是日本人吗？我说不是，是中国人。他说：“啊，中国人，我喜欢你们，你们是最没有民族偏见的国家。”于是用笔在价目表一划，主动给我减去20％的价格。
我回到旅馆后把我买的首饰给朋友们看，他们向我打听每样东西的价钱和买的地方。到下午他们也各自买了一包回来。随后，我发现他们在背后悄悄议论什么，一边议论一边笑。我觉出有鬼。到了只剩下吴泰昌一个时我问他；“你们瞒着我一定在搞什么鬼，告诉我是啥名堂。”他小声说：“我们按你说的到那几家店去看了。最便宜最诚实的是老犹太人开的那家。我们也买了一套你在大桥附近买的那种首饰。比你便宜了两万里拉。我们决定不告诉你，怕你知道了会影响情绪……”
我听了倒挺高兴，高兴我碰到的第一个犹太人就使我打破了道听途说来的偏见，更相信人的好坏是不能以民族划分的。我体会到了历史形成的对犹太这个民族的不公正。
六
当我又乘上汽船离开威尼斯去机场时，我心中对这个城市充满了留恋。我不知是否还有机会再来这个奇迹般的城市，更不知再来时它会变成什么样子。我看到的威尼斯是迷人的，繁华的，但也看到它在衰落的迹象。人们告诉我机械船的泛滥，四周化工厂和矿山的建设，每天上10万游客的践踏。威尼斯的城和水都受到了严重的污染。古迹建筑被剥蚀。自然景观被破坏，特别是自然条件变化使这里增加了被水吞没的危险。这个城市处在危急之中。意大利政府发出了向全世界的国际组织求援的呼吁。已有30多个国际组织向它伸出了友谊之手，但这是场艰辛的工作，目前还没乐观的保证。
威尼斯不仅是威尼斯人的，也不仅是意大利的，它是全人类的瑰宝。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保护它，抢救它！
和老索相处的日子
我是从报上知道哈里逊。索尔兹伯里去世的。美国发出的新闻说他的生命结束在汽车上，在从康涅狄格去纽约的途中。我马上想起了新英格兰那个与他同名，叫“索尔兹伯里”的小镇，想起从那里到纽约的高速公路。五年前他开车走这条路，把我送往纽约。
我很悲痛，失去了一个好朋友。
哈里逊·索尔兹伯里因为二战中与苏联军民共守在斯大林格勒，连续发出苏联战场的消息而世界闻名，得过很权威的普利策奖。任过作家协会**。他跟斯诺是朋友，斯诺早就建议他到中国采访，向他介绍过中国共产党的斗争情况。由于种种原因，他直到年近80才终于来到中国。他为红军长征的事迹所感动，便带着心脏起搏器，沿中国红军长征的路线艰苦采访了一路，在中国在海外采访了上百名与长征有关的，各方面的人物。书印出来时已过了80大关。在中国，这个年纪的作者多半会用从容的方式“发挥余热”。他却像年轻人那样又作起写“新长征”的准备。与此同时，他与卡曾斯、里斯等专家学者，积极为开创中美作家间定期对话热心奔走。在中国作家冯牧、王蒙等合作下，1984年这个愿望终于实现，此后数年间连续举行多次。按年纪按成就按家产，他已算志得意满的人了。仍如此拼搏，是他把工作看成个人的存在形式。这使我很感动。
我1986年到美国参加中美作家会谈。他热情接待。会议由双方共同主持。互谅互让，合作得顺利愉快。我担心记者一个个把作家单独调出去访谈，影响会议进行。他便决定开幕时发布一次新闻，然后转到海边僻静小镇上关上门开会，谢绝采访，会后再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他建议参加会谈的双方作家，应包括各种不同观点和艺术倾向的人，要最有影响，最负盛名的人。我们便将与会作家的名单事先通告给他们，征求他们意见。结果会开得很成功，气氛极融洽。大家畅所欲言交流了创作观点，探讨了共同感兴趣的问题。并为以后对谈作了安排与设想。
“我要写中国的新长征——改革开放。要采访中国农村，这方面你能给我点什么建议？”有次在海边散步，他向我问道。
我说：“不要只看最好的，也不必专注最落后的。多看看中间的，一般的，传统的中国农业地区，那是中国农村大多数。”
“具体地点你认为哪里合适？”
我说：“可以去山东、那是中国典型、古农村区。”
再具体一点！
我说可以去我的故乡平原县。那里从战国时期就建立了县治，而直到改革开放前，似乎还用传统的办法种地和生活。他欣然同意，并请我为他作向导。
1987年他又来中国。先去了南方，从南方打电话来约我在山东德州会合。
德州是我的故乡，对他很欢迎，安排周到。我领他看了抗日战争战斗遗迹，看了农村和乡镇企业，访问了几家养殖、运输、工商个体户。请老农、基层干部给他介绍历史和现在的情况，还找了位熟悉历史的作家介绍当年义和团起义的史料。他非常兴奋，白天跑了上百公里，参观采访。晚上就用他那二次大战的老打字机整理素材，不论干到多晚，不把一天采访材料整理完决不上床。有天他约那位作家来谈义和团。谈到凌晨两点还没结束。我只得把作家叫出来，悄悄嘱咐他适可而止。我说：“老头是年过八旬的人了，不要累垮了他。”那位同乡找个借口告辞了。后来老索知道这是我的主意，对我很不满意的说：“你怎能这样对待我，我是小孩子吗？你的好意真叫人受不了。”
白天采访，晚上整理材料。我俩只在车上才有空交谈。有一天途中赶上了一个村逢集。他叫车停下，颇有兴致的到集市上走了一圈，他看中国农民，农民也看他。双方都冲着对方笑，虽语言不通，但互相那友好的心意都表达无误。回到车上他问我：“这地方是不是很少有外国人来？”我说：“今天可能是他们第二次见到外国人。”他问：“那第一次是谁？”我说：“二战中的日本军队。”他听了大笑。笑完说：“他们对我态度很友好，他们能分辨洋鬼子也有好坏！我喜欢这种毫无准备的见面，这才是真实的情形。”又说：“市场很兴旺。当然生活水平还很低，但看得出温饱已不成问题，而且有了闲钱。年轻人开始追求时髦了，你不见有人在买牛仔服吗？***实在是个了不起的人。这里人说改革开放这几年。比过去几百年的发展还快，这是可信的。我明白了为什么改革开放政策在中国深得人心。”有一天参观一个个体户养鸡场。那户主是个刑满释放人员。曾因替日本侵略者效力判过多年徒刑。服刑期间学会养鸡，释放后正赶上改革开放，就自己办起了鸡场。富裕后很热心公益，受到了政府和群众欢迎。那人对老索招待当然很隆重。可是老索冷淡，稍看看就离开了。在车上我问他：“你好像对这里不大感兴趣。”他说：“我对为敌人效劳的人心里厌恶。到这里我只为证实一件事：连这样的人经济活动都得到政府支持，可见改革开放的决心。”
最后一天我领他到我的村子去作客。他跟我们村长和乡亲们畅谈了两个小时，又在村中参观。我们村的经济情况是中间偏下的。但家家都住上新房。唯我家仍是土房，因为多年没有人住，快要塌了。我的堂弟觉得丢人，不肯叫他去看，他谅解的笑笑，没有坚持去。但在车上表示很遗憾。同时对我说：“你无论如何再到美国时到我家里看看，住几天。不是纽约那个公寓的家。是康涅狄格一个小镇。那个镇的名字就叫索尔兹伯里。”
我问：“是因为你住在那里，才起了这个名字吗？”
他说：“不是的，完全巧合。但因为这个巧合，我更不愿意离开那里了。那里才是美国，到了纽约不等于到了美国！”
1988年我参加完汉堡的“中国文化周”，应约转道去了去美国。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