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辑(第13/35页)
索尔兹伯里可以说跟我们是来自两个世界的人，各有自己文化传统，道德观念和信仰。因而我们也有分歧。但这并没妨碍我们成为朋友。到底我们共同的东西多些，大家都有一颗把世界变得更可爱的愿望，都有为自己的理想和事业献身的决心，有促进中美两国人民互相了解互相合作的热心。所以我们的争论不仅没影响我们的友谊反而更加深了互相的信任和理解。
世界上有老索这样以心交心的朋友使人看到希望增加勇气。世界上这样的朋友不是很多，能结识到很幸运，所以我永远会对他怀念。
1993年11月23日
瑞典散记
为了省点旅费，从赫尔辛基到斯德哥尔摩，中国作家代表团——团长王元化、谌容、孙静轩，还有我，决定乘船而不坐飞机。
第二天一早，当我们踏上斯德哥尔摩的码头时，不由为前来欢迎的“阵容”感到吃惊。为首的是皇家学院文学院士、著名汉学家马悦然夫妇，后边是斯德哥尔摩大学汉语系主任、研究孟子的罗得壁先生，再后边是我们的文化参赞、记者……整整一群人。马悦然教授稍寒宣一两句就抢着搬行李，急冲冲地说：“对不起，我们要快一点，市议长正在市议会大厅恭候各位，中午是瑞典议院议长在国家议会为各位接风，下午斯特林堡纪念馆的负责人请你们参观，晚上到我家先吃顿便饭，然后……”
原来瑞典人尽管不打仗，却用打仗的精神做事情，那股玩命劲一点不比美国人差。从这天起，我们就像上足弦的陀螺一样转起来。瑞典朋友的热情，使我们连累也喊不出口了。我们去参观皇家图书馆，图书馆特意升起了五星红旗；斯特林堡故居一些地方，是用玻璃墙隔起来的，谌容女士问：“可以进去看看吗？”负责人说：“这里只有四种人可以进去。一是国王王后；二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三是主管文化的政府首脑；四是中国作家。请进！”马悦然教授是瑞典皇家学院终身院士、大学终身教授，在欧洲文学界有很高声望。他一天不落地和陪同人员一起跟着我们东奔西跑。他夫人则亲自下厨为我们做中国饭菜……
但主人是看出我们累了。第三天晚上，马悦然教授说：“明天咱们松散一下吧。我领你们去参观瑞典皇家学院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
瑞典皇家学院，人们习惯称作“瑞典文学院”，就是每年颁发诺贝尔文学奖的那个机构。它颁发好几种大奖，其中最著名的是诺贝尔文学奖。该奖自1901年开始颁发，已发了好几十年。这个学院设在斯德哥尔摩老城的中心，这里有个小小的广场。广场周围有几幢23层的楼房，以前是瑞典政治、经济的首脑机关。现在这些首脑机关搬到新建的现代化大厦去了。其中最主要的一座楼房是当年的议会大厦，也不过三层，楼下变作交易所，楼上就给了皇家学院。这个安排很有趣：它证明文学家再清高，也还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做文章。
我们从学院专用的侧门走进去，拐了几个弯，上了一层楼，来到一个大厅。大厅中部有个讲台，两侧相向放了100多张座椅。讲台、墙壁、椅子的木制部分，全用北欧风行的白色加金线油漆，讲台后方一座希腊式塑像，估计是奥林匹斯山上主管文艺的官员。这个厅只在授奖或新院士就职时用。平时院士们开会在隔壁一间小厅中。小厅一端是古斯塔夫三世的雕像，中间一个长条会议桌，两旁放18只座椅。皇家院士共18位，每人座位固定，从当上院士起到他告别这个世界止，始终坐在这位置上，不发生抢椅子的问题。因为一位不去，另一位就不能进来，谁走，何时走，要由上帝来决定。当然这也带来一点麻烦，就是院士的老年化。平均年龄决不在70以下。因为入选时已多半不年轻，何况一直要奋斗终生。这个麻烦随着医药事业的发达，越来越没希望解决。为什么是18名？单数不是好表决吗？不行，19人数太多，17在瑞典语中的发音像一句粗话，古斯塔夫国王下令，就是]8个了。
我们进入这个会议室，就被马悦然先生让到院士座位上坐下来。他说这时这屋子如此安静，可是几天以前，这里曾有过十分紧张热烈的争论，而门外等消息的记者把门口和走廊曾挤得水泄不通。10月的一个星期四，是宣布当年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名字的日期，那天我们正在芬兰参观一家报社。报社一切机器都停着，所有工作人员都翘首等待来自斯德哥尔摩的消息，消息一到就马上开机。在那里我们就猜想到这里的气氛。
既然坐到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决策桌前，话题自然就会谈到这项奖的评选情况。马悦然教授介绍说，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程序大体如下：每年从11月份起，向全世界各著名的文学团体、大学、专家、作家发出数百封征求候选人提名的信件。没收到信的人也有权提出候选人，提名信以次年2月底前寄出为有效。大致每年都要接到五六十位，甚至上百位被推荐人名单。所有的名单全交给从18名院士中选出的一个五人委员会去评审。到5月底，五人委员会评选出一个不足十人的小名单交给全体院士。同时学院就收集、翻译这小名单中列名者的作品、资料。请世界上对某个候选人有研究的专家来作报告，介绍每个人的情况。再请对这位专家有研究的人来演讲，对专家的报告作分析、评价。从5月～9月，院士们就埋头读这些作品、资料，听有关报告，每周四聚会讨论。9月份作一次模拟投票，模拟投票后目标可能又缩小了一点，大家再讨论。10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四正式投票，当天就公布名字。有时争议不决，只好把投票往后推延。今年就后推三次，在第四个周四才公布。
因为程序如此复杂，所以不可能当年提名当年就得奖，必须连年被提名，其名字才会在小名单中步步前移，其作品才会被翻译、介绍到18名院士手中，才会因一年又一年的讨论加深认识。有的得奖者是被提名十几次才获奖的。我想：获奖者不仅要作品“出色”，也要有个好身体：熬得住年头，因为此奖规定只发给在世的作家。被提了几年名，忽然辞世了，也就失去被评资格。
据马悦然教授说，提名、评审的全部过程是严格保密的，候选人名单不会外传。
我问他，既然这样，怎么每年临近评奖，总有许多报纸在猜测和估计呢？比如今年，临公布名单前10分钟，还有个瑞典记者要和人打赌，说“不是艾青就是沈从文，反正是中国人”。
马悦然笑道，这种估计、猜测甚至制造空气，有多种原因，有的是出版社出了某作家的书，要扩大销路，就放出空气说这人会得奖；有时记者发现院士们在书店买了谁的作品，就此也会猜测这个作家会得奖。事实证明每年获奖的名字与猜测的名字都不一样。院士们是从不对这种猜测置一词的，因为承认与否认都意味着泄密。
马悦然教授是研究中国文学，介绍中国文学的。他被选人学院，人们认为意味着瑞典文学院开始把目光投向中国文学。马悦然教授自己也表示过，他热爱中国文学，在他的职位上为中国文学争取应得的位置是他的奋斗目标。这份热心与友情，我们当然感谢，但我在一次谈话中说，其实，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学有自己的评判标准。我们虽重视诺贝尔奖，但并不企盼它，我们企盼的是更深入地开展两国间的文化交流，真正为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共享双方在文化艺术上创造的成果作点好事。所以看到马悦然夫妻在教学、研究之余还翻译、介绍了这么多中国文学作品，为两国文化交流不辞辛苦地奔忙，我们非常感动。他最近读了李锐的《厚土》和锦云的《狗儿爷涅槃》，连声叫好，说中国不断有好作品、好作家出现，真叫人高兴，希望我们经常能提供点新的信息、新的作品给他。
他还说：“我知道国际上许多朋友对诺贝尔文学奖有意见，有不少意见是对的，这本来是一个国家设的奖，每年又只评一名，院士们虽都会一两种外语，但多半是英、法、德几种语言，这当然限制了他们的视角的广度和选举的多样性、普遍性。真正要公平、全面地反映世界文学的成就，要靠多国设立多种文学奖来共同完成。我是搞中文的，扩大中国文学的影响，是我毕生努力的职责。”
从文学院出来，我们散步在老城的石头街道上，先看了一座教堂，又逛了两家古董店，最后买了一尊玛雅文化的泥偶。抱着去赴宴，王元化笑我买的是假古董，谌容说不该在瑞典买墨西哥土产，我一律不回答。我有我的想法：墨西哥艺术品，瑞典买的，花一份钱留下两种纪念岂不上算？至于假的，当然是假的，真的会这么便宜？所以这一天我过得最高兴。
遥祭诺曼·卡曾斯先生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来信，告诉我说我们的朋友诺曼·卡曾斯先生，在打过一场尽兴的高尔夫球后，匆匆离开了他热爱的这个世界，离开朋友们飘然而去了。我打电话把这消息告诉几个和他相熟的作家，大家听了都很惊愕，当然更为悲痛。
诺曼·卡曾斯先生是美国当代最有成就的专家名人之一，但很难说清应把他归入哪一门专家的行列。他的工作范围很广。1980年他曾被美国作家记者协会选为该年度最优秀作家。他自己是美国普利策文学奖评审委员会**，又是洛杉矶加里福尼亚大学文学教授，任美国《星期六评论》杂志编辑达35年之久，看来把他算作文学家是理所当然的。然而直到去世前他还兼任着加州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学及生物行为科学系”的教授，是密苏里大学医学院咨询委员。他还曾是纽约市“环境保护设计委员会”负责人。他不仅兼有文学、科学、法学等多种名誉学位，而且还得到过各种不同门类的大奖，比如，联合国和平奖章、美国和平奖、国家艺术俱乐部金奖、加拿大政府奖、人类大家庭奖、广岛城奖、艾琳娜·罗斯福和平奖、艾里塔·万·多伦书奖，以至于教皇保罗·约翰二十三世个人大奖……要弄清他共得了多少种奖以及每种奖代表的意义，怕要专门作点研究。
他和中国作家的交往，还是起因于文学方面。80年代初，由他和索尔兹伯里、罗伯特·里斯与中国作家协会的负责人冯牧先生等共同发起了中美作家对谈这个有益的定期交流项目，每隔一年，由一方作东，请对方的朋友来自己国家作客，交谈共同感兴趣，双方都关心的问题。每次会议，卡曾斯先生都不遗余力地参与募集资金、筹备会务、主持会议等等繁杂的工作。虽然他戴着一大堆荣誉头衔，在合作中却是个极容易相处的人，给人以谦虚平易，祥和而朴实的印象。有时略为严谨，有长者之风，但毫无唯我独尊，居高临下之态。更没有某些青年名流们那种盛气凌人，不可一世之状。
为了促进了解，两国作家对谈，这当然是个好主意，但真作起来并不简单。两国社会制度不同，历史背景不同，文化传统不同，对同一名词都可能具有两种不同的解释，更不用说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必有的立场观点等方面的差异。这就会在工作中出现难以避免的争论和误解。有争论和误解而又不影响友谊与合作，这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但是我们和诺曼·卡曾斯先生的合作却是意外地顺利和成功。我们推心置腹，畅所欲言，会上会下有时争得不可开交，争论的双方并不以国籍为线，有时是一部分美国作家和一部分中国作家结成一体与另一部分美国作家和中国作家争论，有时是两国作家联合一致表达对某一些集团或某一些现象的不赞同。数年来越谈友谊越厚，双方了解越深。能做到这一步，我们不能不首先归功于诺曼·卡曾斯先生在整个进程中所持的合作谅解态度。
有次在美国开会，新闻界听说中国和美国作家要坐在一起对话，兴趣很大。有许多人要赶来采访，这虽是好事，但也不是没有可忧虑之处。因为记者先生虽然大多与人为善，客观冷静，但也不排除个别带有某种成见，得罪不起的人物。会议一开，人家都忙得头昏眼花，要再抽出精力去打点记者们的种种要求，很难作得滴水不漏，人人满意，作家大多是感情型的人，在一起对谈当然会口若悬河，舌如利剑，想到哪儿说哪儿，想说什么说什么。若得罪了某位先生，他想找点毛病，抓个辫子是不费吹灰之力的。这一来就会破坏气氛甚至大家很难再畅所欲言了。这方面我们有过不愉快的记忆。在准备工作会议上，我就提了我的看法，请卡曾斯先生适当处理。他听后马上表示理解，等到开会时就作了个决定，除在开幕式上有个新闻发布会，闭幕时开个记者执行会外，会议期间一律不接待记者。
我真的很感激卡曾斯先生这样有魄力的决断。我无法估计他做出这样一个决定要承受多大压力。
会谈每隔一年进行一次，每次都要有2乃的新人出席。既要照顾到不同民族、不同流派、不同文学观点的作家都有出席机会，又保证会谈是在友好与和谐的气氛中进行；出席者既要有高知名度，又要照顾到有独到成就而未被普遍了解的人，做到这些也是颇有难度的事，但数年来双方在友好协商中都比较满意地解决了，这就使每次对谈，都成了中美作家交流经验、加深了解、培植感情的节目。尽管卡曾斯先生担负着多方面工作，每逢商讨中美作家会谈的工作时他都全力以赴地参加。虽然他因为身体不适常被迫放弃到中国来的机会，但每次轮到在中国开会时他都细心地帮助安排每一个项目，并为我们取得的成绩而安慰。有一次我曾开玩笑地说：如果世界上各国军事家、政治家们在一起开会时也都有我们这种友谊与合作气氛，这个地球就比现在可爱得多了……他笑着说：“会的，我们会把这种精神传播出去，和平友谊的力量总是比战争霸权的力最大。”他又说：“我们要想办法扩大我们的对话范围。”1989年我去美国东部，他听说后请里斯先生打电话给我，约我回国前到他那里去作客，并谈一下我们下次对话的准备工作。
1989年秋天我又一次来到洛杉矶。他和里斯先生给了我极热情的招待，我们商量有关下次对谈的工作，讲好了下次中国作家在美国旅行的路线、对谈的话题，并且约定互相把要参加对谈的作家的作品，提前翻译成对方的文字，把有关的录像、影片提前交给对方，让作家们读了对方作品再见面对话。此外还研究了邀请第三国作家，组织多边对话的可能性。为了照顾我的生活方便，他请学校吴苏女士和台湾来的一位留学生帮助我，安排我到美国学者家中去作客，并且请人陪我去好莱坞参观，使我一直生活在友情的温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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